上海市民向最高法院起诉的行政案321件

 

上海市民向最高法院起诉的行政案321件

 

上海市民(原告)就地方政府部门的违法行为,依法向上海市区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提出起诉。但是,上海市区级人民法院至今既不立案又不裁定,违反《行政 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因此,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三条规定,分别向上海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但是,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既不立案又不裁定。

接着,上海市民(原告)继续攀登诉讼高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 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九条规定,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但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既不立案又不裁定。

最后,上海市民(原告)依据前述法律条款规定,终于登上了法院的巅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创造了世界纪录。

自2011年10月30日起陆续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第一审的行政起诉状,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或裁定下级法院立案。截止2012年2月15日,上海市民依法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第一审行政案有321件,案件汇总数以后还会增加

这些基层法院应该立案受理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因地方法院司法不作为,都已依法逐级上升至最高法院立案受理。这表明在中国民告官的诉讼只有一家最高法院管辖受理,其他地方法院都该关门歇业或停业整顿。这是中国特色的司法状况,也是中国司法的奇耻大辱。

从法律的角度,最高法院应当受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 诉或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号)》第九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需要由 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参照本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要么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受理全国所有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要么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权力机关硬起来管住地方诸侯,捍卫法律及最高法院的权威,严惩司法不作为的法官、干涉法院独立审判的党政部门及个人,依法责令地方法院立案受理,消除司法不作为的恶习。

全世界民众都将拭目以待,中国的法律是否有生命力?这么简单程序的法律规定,法院都可以不遵守,中国法院还能坚守审判中的司法公正吗?

我们期盼最高人民法院拯救中国的法律,保障公民诉权,维护司法公正。

 

2012年2月13日

 

附录:上海市民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清单(321件)

(2012年2月15日)

 

原告就被告的行政违法行为,依法向上海市区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提出起诉。但是,上海市区级人民法院至今既不立案又不裁定,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 条。因此,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 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三条规定,分别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但是,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既不立案又不裁定。因此,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九条规定,向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但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既不立案又不裁定。因此,原告依据前述法律条款规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起诉。

2011年至2012年2月15日期间,上海市民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起诉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编号:1-321),共计321件。清单如下:

 

 

No

原告

被告

最初起诉时间

最初管辖法院

案由及诉讼请求

01

曹翠英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02

张学勤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03

赵凤鸣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04

陆银泉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05

杜仁芳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06

方国棋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07

方兴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08

方兴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09

方 雁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10

方正其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11

顾爱琴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12

黄粉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13

黄尧年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14

孙兴忠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15

朱章余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16

刘德全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17

刘凤喜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18

刘关全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19

刘洪贤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20

刘纪国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21

刘权昌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22

刘顺良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23

刘文辉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24

刘育坤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25

刘振红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26

刘正祥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27

陆芳恩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28

陆梅芳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29

陆三民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30

马菊花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31

王顺余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32

潘炳荣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33

钱银芳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34

刘 纪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35

朱顺昌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36

邱贵荣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37

孙明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38

朱友堂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39

盛海琴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40

孙乐帆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41

孙丽萍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42

孙忠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43

唐士平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44

陶银龙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45

汪顺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46

王彩雅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47

王福余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48

王林其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49

王世昌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50

王顺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51

王顺均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52

徐顺根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53

王永平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54

王永其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55

王永森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56

王云香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57

王正兴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58

吴国全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59

陶宝管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60

王宝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61

徐凤芳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62

汪宝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63

沈明高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64

孙仁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65

俞金龙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66

朱永兴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67

张顺香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68

张琴书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69

赵荣泉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70

张笑琴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71

张兴国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72

张雪英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73

张亚娟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74

张永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75

张跃祖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76

张志辉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77

叶思荣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78

赵文萍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79

潘林其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80

乔四弟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81

谢明忠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82

周海琴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83

汪安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84

朱依文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85

周志荣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86

朱国兴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87

朱恩棋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88

朱新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89

朱新康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90

朱新龙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91

朱真明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92

朱振国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93

何银芳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94

陆永章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95

陶宝兴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96

陶桂花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97

张广其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5月3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违法征地,原告土地使用权转让未补偿

98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王瑛俊身份、执法资格信息

99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三无告知书、窥视行为是私人行为,还是公务行为?”的信息

100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宣读三无告知书王瑛俊摄录隐私是私人,还是公务行为?”的信息

101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宣读三无告知书的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信息

102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王瑛俊在宣读三无告知书时摄录隐私行为依据的法律法规”的信息

103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告知劝阻谈话何时被纳入《人民警察法》成为警察职责范围的信息”

104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摄录个人隐私何时被纳入《人民警察法》成为警察职责范围的信息”

105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跨区执法、告知、劝说、进行谈话依据的法律法规”的信息

106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带王瑛俊跨区执法,告知劝说谈话依据的法律法规”的信息

107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跨区执法’派警增援普陀区宜川派出执法所依据法律法规”的信息

108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立案受理原告被打受伤问题。

109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同意张庆友到贵局管辖区内‘执法’”的信息

110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同意张庆友到贵局管辖区内‘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信息

111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同意王瑛俊到贵局辖区内‘执法’拍摄个人隐私”的信息

112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同意王瑛俊到贵局辖区执法拍摄个人隐私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信息

113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所报侵犯人身权利案的调查信息”

114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所报的侵犯人身权利案的立案信息”

115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所报的侵犯人身权利案的处理信息”

116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移送张庆友所报侵犯人身权利案制作的《移送案件通知书》”的信息

117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因张庆友所报的侵犯人身权利案要求长宁区民警增援”的信息

118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所报侵犯人身权案要求长宁民警增援依据的法律法规”的信息

119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2010年2月20日17:15许贵局给宜川派出所的指令信息”

120

陈启勇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对张庆友所报侵犯人身权案贵局110接警处的记录信息”

121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长宁区房管局违法核发拆迁许可证

122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王瑛俊身份、执法资格信息

123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三无告知书、窥视行为是私人行为,还是公务行为”的信息

124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宣读三无告知书王瑛俊摄录隐私是私人,还是公务行为”信息

125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宣读三无告知书的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信息

126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王瑛俊在宣读三无告知书时摄录隐私行为依据的法律法规?”信息

127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告知劝阻谈话何时被纳入”人民警察法”成为警察职责范围的信息”

128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摄录个人隐私何时被纳入”人民警察法”成为警察职责范围的信息”

129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跨区执法、告知、劝说、进行谈话依据的法律法规?”信息

130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带王瑛俊跨区执法,告知劝说谈话依据的法律法规”

131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长宁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跨区执法”派警增援普陀区宜川派出执法所依据法律法规”

132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同意张庆友到贵局管辖区内‘执法’”的信息

133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同意张庆友到贵局管辖区内‘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134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不被告公开“同意王瑛俊到贵局辖区内‘执法’拍摄个人隐私”的信息

135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同意王瑛俊到贵局辖区执法拍摄个人隐私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136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报侵犯人身权利案的调查信息”

137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所报的侵犯人身权利案的立案信息”

138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所报的侵犯人身权利案的处理信息”

139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移送张庆友所报侵犯人身权利案制作的”移送案件通知书”“信息

140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因张庆友所报的侵犯人身权利案要求长宁区民警增援”的信息

141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张庆友所报侵犯人身权案要求长宁民警增援依据的法律法规”

142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2010年2月20日17:15许贵局给宜川派出所的指令信息”

143

李惠芳

上海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2011年7月11日

上海普陀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对张庆友所报侵犯人身权案贵局110接警处的记录信息”

144

杨结平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政府

2011年7月7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集体经济不公开

145

蔡龙珍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政府

2011年7月7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集体经济不公开

146

沈 军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政府

2011年7月7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集体经济不公开

147

王金球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政府

2011年7月7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集体经济不公开

148

费金龙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政府

2011年7月7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集体经济不公开

149

杨结平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7月7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集体经济不公开

150

蔡龙珍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7月7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集体经济不公开

151

沈 军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7月7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集体经济不公开

152

王金球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7月7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集体经济不公开

153

费金龙

上海闵行区政府

2011年7月7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集体经济不公开

154

沈佩兰

上海公安局闵行区分局

2008年12月18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55

沈佩兰

上海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2009年3月26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注销港奥通行证、护照

156

沈佩兰

上海公安局闵行区分局

2010年8月18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57

沈佩兰

上海公安局闵行区分局

2011年2月14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58

沈佩兰

上海市闵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1年7月19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滥权违法作出《房屋拆迁裁决书》

159

沈佩兰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

2010年6月7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强拆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60

沈佩兰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

2011年7月7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集体经济不公开

161

沈佩兰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政府

2011年7月7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集体经济不公开

162

金月花

上海公安局闵行区分局

2011年6月9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63

金月花

上海公安局闵行区分局

2010年11月23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64

金月花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街道

2010年11月24日

上海闵行区法院

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65

金月花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

2009年7月20日

上海一中院

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66

金月花

上海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2009年3月26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注销港奥通行证、护照

167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08年10月6日

上海二中院

撤销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公杨行决字(2008)第200800978号)

168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08年10月6日

上海二中院

撤销上海市公安局收(追)缴物品决定书(沪公杨行缴[2008]第173号)

169

冯正虎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09年6月16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所属工作人员及警察非法绑架拘禁原告41天

170

冯正虎

上海市公安局

2009年1月3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诉被告所属警察非法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

171

冯正虎

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2008年5月26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诉被告非法禁止中国公民出境

172

冯正虎

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2009年10月29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诉被告非法禁止中国公民入境回国

173

冯正虎

上海市公安局

2011年5月30日

上海静安区法院

要求被告向原告返还法院未判决没收而被超期扣留的全部财物

174

冯正虎

上海市公安局

2010年11月17日

上海静安区法院

确认被告所属警察2010年4月19日非法扣留原告物品至今未返还的行政行为违法

175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5月9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确认被告所属警察在长兴岛鹿鸣农庄非法拘禁原告19日的行政行为违法。

176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7月19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受害方的信息

177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7月19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受害程度的信息

178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7月19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 所指的“其他方式”究竟是何种方式的信息

179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7月19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 《受案登记表》的信息

180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7月19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何时立案的信息

181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7月19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 由哪个部门立案侦办的信息

182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7月19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 “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 立案至今侦办进展的信息

183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7月19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立案后法定办结期限的信息

184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8月18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号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受害方的信息

185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8月18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号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受害程度的信息

186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8月18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号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 所指的“其他方式”究竟是何种方式的信息

187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8月18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号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 《受案登记表》的信息

188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8月18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号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何时立案的信息

189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8月18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号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 由哪个部门立案侦办的信息

190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8月18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号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 立案至今侦办进展的信息

191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8月18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号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立案后法定办结期限的信息

192

施亚萍

上海市公安局

2006年11月24日

上海静安区法院

要求撤销被告2006沪公游字第16号《集会游行示威不许可决定书》

193

施亚萍

上海公安局虹口分局

2010年3月23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撤销沪公(虹)行决字【2009】第2279001635号行政拘留决定书

194

崔福芳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1年7月9日

上海黄浦区法院

撤销被告于2011年6月30日作出(2011)第343号《答复书》

195

刘淑珍

上海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2011年2月13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撤销浦建委非信告(2010)273-3号《答复书》等

196

赵迪迪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

2004年4月13日

上海徐汇区法院

确认被告以通知代替决定,实施掠夺式强迁行为违法

197

鲁俊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双浦村委会

2011年8月28日

上海嘉定区法院

请求落实办理原告的退休手续,享受应有的国家规定待遇标准。

198

鲁俊

上海市嘉定区房屋土地管理局

2004年3月25日

上海嘉定区法院

请求确认被告填发的(1999)嘉府土书字第0060号建设用地批准书违法。

199

鲁俊

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

2009年8月2日

上海嘉定区法院

请求撤销被告行政乱作为,并向原告赔礼道歉恢复伤害名誉的影响。

200

鲁俊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派出所民警、双浦村干部

2006年11月13日

上海嘉定区法院

请求追究三被告行政行为的刑事责任,向原告公开道歉挽回影响,赔偿原告失灭物品的损失。

201

金妹珍

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0年2月4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撤销第2020900851号《行政拘留决定书》

202

金妹珍

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0年4月27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撤销第2020915474号《行政拘留决定书》

203

金妹珍

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1年9月22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撤销沪公(浦)第21103417号《行政拘留决定书》

204

金妹珍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1年6月27日

上海二中院

确认被告2011年4月7日作出的行政复议不受理告知书属违法行政行为

205

郑培培

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政府

2010年2月25日

上海一中院

撤销第《(2009)卢府政府信息公开(答)第143号》等

206

朱金娣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2011年9月11日

上海黄浦区法院

撤销编号沪环保公答【2011】20号答复

207

朱金娣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

2011年6月16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撤销编号浦环保市容(2011)申112号答复

208

朱金娣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1年5月16日

上海黄浦区法院

撤销编号2011270000848号政府信息不存在的答复

209

李玉芳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2009年8月2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撤销被告2009年7月3日作出的沪公(杨)行决字【2009】第20090017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10

李玉芳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2011年4月21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撤销被告2010年12月28日作出的沪公(杨)行决字[2010]第20010032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11

李玉芳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2011年5月31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撤销被告2011年3月9日作出的沪公(杨)行决字[2011]第2001000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12

王扣玛

上海公安局长宁分局

2011年6月2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确认被告长宁分局华阳派出所听任张广宝用非法手段跨区绑架、殴打原告具体行政行为不作为。

213

王扣玛

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

2011年6月2日

上海闸北区法院

确认被告无合法手续动用非法手段跨区绑架、殴打原告具体行政行为

214

项文寅

上海公安局杨浦分局

2011年1月7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依法撤销第20100900897号《行政拘留决定书》

215

陈燕燕

上海公安局黄浦分局

2011年5月4日

上海黄浦区法院

依法撤销第2120101112号《行政拘留决定书》

216

陈燕燕

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0年9月20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行政拘留决定书》被撤销后要求行政赔偿

217

陆福忠

上海长宁区规划土地管理局

2010年9月22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不服不公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信息

218

陆福忠

上海公安局长宁分局

2011年4月18日

上海长宁区法院

不服不公开门牌号核准审批结果信息

219

陆福忠

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1年3月4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诉被告疏于培训任用无知人员随意执法违法

220

陆福忠

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

011年3月4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诉被告选择性执法行为违法

221

陆福忠

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

011年3月4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确认被告一事二罚行为违法

222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0年6月17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向未获立项批准书单位核发《拆迁许可证》违法

223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1年6月17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向未获立项批准书单位核发《拆迁许可证》违法

224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0年6月17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向无土地使用权单位核发《拆迁许可证》违法

225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0年6月17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向无建设单位主体资格单位核发《拆迁许可证》违法

226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1年6月17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向商业动迁次代理人核发《拆迁许可证》违法

227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1年6月17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补发商业动迁次代理人《延长拆迁许可》违法

228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0年6月17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纵容无拆迁资格单位承揽商业拆迁安置业务违法

229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0年6月17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纵容上海虹房(集团)非法拆迁行为违法

230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0年6月17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向商业拆迁代理人申请民事拆迁行为违法

231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0年6月17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侵害原告用益物权

232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1年2月24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上海吴淞路31街坊B地块拆迁许可证

233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0年3月18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上海吴淞路31街坊B地块拆迁计划

234

王蓉华

上海虹口审计局

2010年3月2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诉被告不公开财政局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信息

235

王蓉华

上海虹口审计局

2010年3月2日

上海虹口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对虹口财政局投资宏盟公司资金来源的审计情况和结果

236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8年11月22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上海市虹口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法人代表王阿金”信息

237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8年11月22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全权委托副区长葛文卿签订承揽上海市四川北路108地块商业拆迁业务”信息

238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2月12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指导上海市四川北路108地块商业拆迁费10581250美元的使用情况”信息

239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2月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上海市四川北路108地块商业拆迁款82745453美元的使用情况”信息

240

王蓉华

上海市建交委

2009年3月4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四川北路108号地块列入全市108项停缓建和闲置土地建设项目的清理范围“信息

241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3月4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市政工程和市政配套合同”信息

242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4月5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建设项目的计划批准文件”信息

243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4月5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区政府无房屋拆迁资格证书可承揽商业拆迁业务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信息

244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4月5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区政府无房屋拆迁资格证可在承揽商业拆迁业务后,将商业拆迁业务转托第三人实施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信息

245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4月5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1997年起到2005年2月22日止四川北路4街坊108地块闲置”信息

246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2009年4月5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2005年起到2008年2月22日止四川北路4街坊108地块闲置问题的处理”信息

247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4月5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拒绝公开“不含土地使用权的被拆除危房每平方定价578.19元/平方米的依据“信息

248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4月5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虹口区人民政府的营业执照”信息

249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4月5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108地块被那个部门列入全市108项停缓建和闲置土地建设项目地清理范围”信息

250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5月7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吴淞路31号街坊B地块的《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信息

251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5月7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吴淞路31号街坊A地块的《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信息

252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6月30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身为商业代理人滥用公权力做出“《虹府(1996)14号》限迁决定”

253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7月1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 “因保管不善暂未找到为由,拒不公开《市政工程和市政配套合同》”

254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7月1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以 “因保管不善暂未找到为由,拒不公开《限迁通知书》”信息

255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7月1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拒不公开“《限迁通知书送达/签收》”信息

256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7月1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拒不公开“《虹府(1996)14号限迁决定》送达/签收”信息

257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7月1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包括限迁审批表在内的虹房局申请限迁原告全套申请材料》”

258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7月1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虹口区政府通知原告强迁谈话的(谈话通知书)》”信息

259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7月1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法制办通知原告谈话的(谈话通知书)》的送达/签收”信息

260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7月1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强迁原告时获得的原告《财产清单》”信息

261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7月1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强迁原告时获得原告《财产清单》的公证保全”信息

262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7月1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强迁后将原告财产交付原告时制作的《财产交付签收》”信息

263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7月1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遭强迁后原告的《财产下落/财产现状》“信息

264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09年7月18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不公开“《保德路662弄6号102室强迁房钥匙的交付/签收》”信息

265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10年7月12日

上海二中院

确认被告灭失政府信息《市政工程和市政配套合同》行为渎职

266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10年7月12日

上海二中院

确认被告灭失政府信息《限迁通知书》渎职。

267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10年7月12日

上海二中院

确认被告灭失政府信息《限迁通知书送达/签收》渎职。

268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10年7月12日

上海二中院

确认被告灭失政府信息《虹府(1996)14号》送达/签收》渎职

269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10年7月12日

上海二中院

诉被告灭失《包括限迁审批表在内的虹房局申请限迁原告全套申请材料》渎职。

270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10年7月12日

上海二中院

确认被告灭失政府信息《财产交付签收》渎职

271

王蓉华

上海虹口区政府

2010年7月12日

上海二中院

确认被告灭失政府信息《保德路662弄6号102室房屋钥匙交付/签收》渎职

272

卫玉华

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

2009年10月12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要求被告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对原告赔礼道歉与赔偿。

273

卫玉华

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

2009年10月12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确认第20209007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274

卫玉华

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

2009年11月25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确认第2020900592《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275

卫玉华

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1年7月12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撤销沪公(浦)行决定[20]第20211031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76

许琴等

上海公安局徐汇分局

2011年8月21日

上海徐汇区法院

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将已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王昕雄开车故意报复撞致原告左腿骨伤)的相关材料移送徐汇区检察院处理。

277

颜桂英

上海公安局徐汇分局

2011年8月18日

上海徐汇区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的物品(在2009年9月8日下午1:40分许,由枫林派出所023354警察直接从原告手中抢夺了一只手提拎包)。

278

颜兰英

上海公安局徐汇分局

2011年8月28日

上海徐汇区法院

判令被告非法拘禁原告的侵权行为违法,并公开赔礼道歉。

279

颜兰英等

上海公安局徐汇分局

2011年8月5日

上海徐汇区法院

判令被告“枫林派出所”殴打、拘禁原告致伤为违法,并公开赔礼道歉。

280

颜兰英

上海徐汇区政府

2011年2月9日

上海一中院

撤销被告在2011年1月24日以欺骗原告、违背法律道德,侵害了原告的名誉和人格而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281

颜凤英

上海徐汇区政府

2011年2月9日

上海一中院

撤销被告在2011年1月24日以欺骗原告、违背法律道德,侵害了原告的名誉和人格而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282

颜桂英

上海徐汇区政府

2011年2月9日

上海一中院

撤销被告在2011年1月24日以欺骗原告、违背法律道德,侵害了原告的名誉和人格而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283

陈志方

上海徐汇区政府

2011年2月9日

上海一中院

撤销被告在2011年1月24日以欺骗原告、违背法律道德,侵害了原告的名誉和人格而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284

赵迪迪

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人民政府

2004年10月15日

上海徐汇区法院

依法确认被告昼夜监控原告的行为违法

285

丁菊英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2009年10月13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确认第2020900525号《处罚决定书》违法无效

286

丁菊英

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

2011年4月15日

上海一中院

判令被告未履行向原告送达2010年3月12日组织召开信访听证会的记录材料的义务

287

倪明其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

2008年7月14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确认1999年9月30日至2029年9月30日三十年土地承包期合法

288

丁菊英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

2007年4月18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确认1999年9月30日至2029年9月30日三十年土地承包期合法

289

丁菊英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09年2月15日

上海二中院

依法确认被告所属下工作人员于2008年12月26日强行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行为

290

丁菊英

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2009年2月4日

上海二中院

依法确认被告聆询告知称“拟决定劳动教养壹年”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291

丁菊英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0年8月21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确认沪公(浦)行决定第20210052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292

丁菊英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2009年3月29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确认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

293

丁菊英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2009年10月13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确认被告2009年8月3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294

丁菊英

上海市浦东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2011年8月12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送达赔礼道歉函和赔偿原告人民币1元

295

丁菊英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2009年10月16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确认无手续拘留原告拾天行政行为违法

296

丁菊英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0年5月30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撤销沪公(浦)行决定(2010)第2021000308《行政处罚决定书》

297

丁菊英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1年9月22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依法撤销沪公(浦)行决定(2011)第2021134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98

焦东海

上海市黄浦区卫生局

2010年9月16日

上海黄浦区法院

依法确认被告逾期不作为的行政行为违法

299

焦东海

上海公安局黄浦分局

2010年11月25日

上海黄浦区法院

依法确认被告行政不作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300

焦东海

上海市黄浦区卫生局

2011年8月10日

上海黄浦区法院

确认被告拒绝履行法定义务不予答复行为违法,

301

焦东海

上海市黄浦区卫生局

2011年7月7日

上海黄浦区法院

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处理。

302

焦东海

上海市黄浦区卫生局

2011年3月24日

上海黄浦区法院

依法责令被告及时提供有关二份材料的复印件

303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10月17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确认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2011年6月27日传唤原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304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10月17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确认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2011年7月21日传唤原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305

冯正虎

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2011年10月24日

上海杨浦区法院

确认被告所属警察六次抄家扣留原告物品至今不返还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返还及依法赔偿。

306

陆春华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0年8月5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撤销被告作出的第28810001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307

陆春华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0年11月1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撤销被告作出的第20210051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308

郑培培

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

2004年9月4日

上海卢湾区法院

撤销第20101401034号卢湾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309

郑培培

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

2006年1月19日

上海卢湾区法院

不服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30天行政处罚

310

郑培培

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

2007年11月11日

上海卢湾区法院

撤销第2010701501号卢湾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311

郑培培

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

2006年10月24日

上海卢湾区法院

撤销第2010602157号卢湾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312

郑培培

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

2009年10月22日

上海卢湾区法院

撤销第2010901442号卢湾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313

郑培培

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

2010年4月25日

上海卢湾区法院

撤销第2011000280号卢湾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314

杨新民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

2011年4月28日

上海黄浦区法院

撤消第2001000503号徐汇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315

陈国贵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

2011年11月13日

上海黄浦区法院

撤销第2001102598号黄浦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316

王丽卿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

2010年9月20日

上海静安区法院

确认第22010006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317

王丽卿

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

2011年7月17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撤销沪公境NO:00000398《不予签发护照决定书》

318

高雪坤

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

2011年5月22日

上海嘉定区法院

撤销第20211010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319

朱梅英

上海嘉定区政府

2004年4月2日

上海嘉定区法院

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

320

谢金华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0年2月5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撤销第20209008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321

谢金华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2010年5月5日

上海浦东区法院

判令被告于7日内向原告送达刑事拘留决定书

 

统计人: 冯正虎

2012年2月15日

 

上海市民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第一审行政案件起诉状的邮局凭证:

起诉人(寄件人)件数(清单汇总的编号)(EMS或国内挂号的编号)(提交时间)

上海莘庄工业区失地农民曹翠英等97件(No. 1—No.97)(EP239069185CS)(2011年10月30日)、陈启勇、李惠芳46件(No. 98—No.143)(EN694077413CS)(2011年11月5日)、沈佩兰、金月花等23件(No.144—No.167) (EP261840636CS)(2011年11月20日)、冯正虎25件(No.167—No.191)(EE109054410CS)(2011年 11月10日)施亚萍2件(No.192—No.193)(EP782797971CS)(2011年11月12日)、崔福芳、刘淑珍2件(No.194 —No.195)(EE109054410CS)(2011年11月16日)、赵迪迪1件(No.196)(XA37680354431)(2011年 11月15日)、鲁俊4件(No.197—No.200)(EP1329393914CS)(2011年11月18日)、金妹珍4件(No.201— No.204)(XA12793471531)92011年11月19日)、郑培培1件(No.205)(EJ960375800CS)(2011年11 月20日)、朱金娣3件(No.206—No.208)(EE109054410CS)(2011年11月20日)、李玉芳3件(No.209— No.211)(EP260687922CS)(2011年11月20日)、王扣玛2件(No.212—No.213)(EP263276055CS) (2011年11月20日)、项文寅、陈燕燕、陆福忠、王蓉华等58件(No.214—No.275)(EL705876005XT、 EL705857338XT)(2011年11月25日)、卫玉华4件(No.272—No.275)(EP239868150CS)(2011年11月 22日)、陈志芳、颜桂英等8件(No.276—No.283)(EE939964433CS)(2011年11月24日)、赵迪迪1件(No.284) (XA10372558031)(2011年11月30日)、丁菊英等13件(No.285—No.297)(EF570679950CS)(2011年 12月6日)、焦东海5件(No.298—No.302)(EK727393614CS)(2011年12月7日)、冯正虎3件(No.303— No.305)(EE109054423CS)(2011年12月22日)、陆春芳(No.306—No.307)(EL911485582CS) (2011年12月23日)、郑培培6件(No.308—No.313)(EL942499887CS)(2012年1月10日)、杨新民1件 (No.314)(XA37242480731)(2011年6月5日)、陈国贵1件(No.315)(ES187455629CS)(2012年2月5 日)、王丽卿2件(No.316—No.317)(EP252551928CS、ES036257842CS )(2012年1月31日、2012年2月6日)、高雪坤、朱梅英2件(No.318—No.319)(EN382551765CS )(2012年2月12日)、谢金华2件(No.320—No.321)(XA22062844431 )(2012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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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法律,还我诉权 ——维护中国公民诉权运动的历程

冯正虎

中国公民冯正虎自2010年8月3日发起“我要立案——维护公民诉权”行动,于2010年9月1日至30日整整一个月独自一人天天静坐法院请愿。捍卫 法律,还我诉权,以保障公民诉权作为司法改革的切入点,从纠正司法程序不公正入手,继而促进司法实体与结果公正。冯正虎的行动已得到民众的响应,包括法 官、律师、人大代表及法律监督部门的认可。

《民事诉讼法》第123条、《行政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立案受理期限: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超过 法定期限,法院既不受理案件又不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书,这就是司法不作为,即非法剥夺公民诉权。这种公然抗拒法律的司法无赖行为,已成了阻碍中国司法公正 的绊脚石。

公民诉权的丧失,这就意味着公民的所有合法权益得不到国家法律保护。没有诉权的人,不是公民,是奴隶。一个地区有一件司法不作为的案例发生而得不到纠正, 这就标志着法律在这个地区没有生命力,司法是不公正的。这么简单程序的法律规定,法院都可以不遵守,这些法院还能坚守审判中的司法公正吗?正如温家宝总理 说:“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保证实体公正和结果公正。”

2011年元旦冯正虎编辑出版《我要立案——上海司法不作为案例汇编》第1集后、相继又出版第2集、第3集、第4集。这4本案例汇编,揭露了上海司法不作 为的一部分事实,190位诉讼当事人430件案例,在上海法院里遭受司法不作为的侵害天数总计429527天(截止2012年12月31日)。这个公开揭 露的数据仅仅是冰山一角。

截至2012年2月15日的统计汇总,上海市民依法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已有321件。这一小部分数字是已公开的,许许多多既不立案又 不裁定的司法不作为案件依然石沉大海,不计其数。这些基层法院应该立案受理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因地方法院司法不作为,都已依法逐级上升至最高法院立案受 理,这表明民告官的诉讼只有一家最高法院管辖受理,地方法院都该关门歇业或停业整顿。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中国司法的奇耻大辱。

2011年1月有189名上海市民向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清除上海司法不作为恶习及罢免法院院长的市民建议书》,到2012年1月有1060名上海市民签名联署《维护公民诉权的请愿书》,市民纷纷起来,我要立案,要求人大保证法律实施,保护公民的基本诉权。

自2011年4月11日起,固定每周一下午(除了节假日),近百名维权人士代表所有维护公民诉权的市民,集体上访上海市人大、中共上海市委,请求人大、执 政党履行督促法律实施的责任,捍卫法律,维护公民诉权,清除上海司法不作为的恶习。截止2013年3月已有91次(周)集体上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请愿活 动。

上海市民还坚持不懈地进入法院要求立案,并抗议司法不作为。上海莘庄工业区失地农民代表自2011年7月18日起,集体静坐法院要求立案,敲碗鸣冤抗议司法不作为。截止2013年3月,在法院请愿活动已达320次(天)。

为有牺牲多壮志。在“我要立案,捍卫法律,还我诉权”的公民运动中,有进展,就有牺牲。冯正虎首当其冲,已承受数十次传唤、多次强迫失踪、长期非法监视居 住、十几次抄家、扣押16台电脑等大量私人财物至今不还、非法拘禁268天等各种报复打击。其他联系人及请愿代表沈佩兰、朱金娣、郑培培、陈建芳、陈启 勇、孙洪琴等人先后被拘留或非法拘禁现已释放,崔福芳、童国菁、王扣玛、魏琴等人被劳教或逮捕至今仍在冤狱中受难,莘庄工业区的邱贵荣等失地农民被毒打致 伤或拘留。但是,维护诉权的所有公民依然和平请愿,坚持不渝地捍卫法律、争取诉权,维护公民诉权运动已势不可挡。

 

中国的法律样样齐全,但公民的诉权却没有保障。有法不依,法律势必名存实亡。被剥夺诉权的奴隶只好“信访不信法”,冲向党政部门不断上访,集会北京抗议投 诉,或是逼上梁山、暴力反抗。以暴抗暴的夏俊峰、钱明奇是由违法侵权的政府、司法不作为、不公正的法院合力打造出的标志人物。没有法治,没有司法途径,利 益对抗的中国公民只能处于一场又一场恶斗,永无止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这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各方面反映强烈的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讲话:“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 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 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有法不依,法将不法,国将不国。法院司法不作为,还要法院干什么?法官司法不作为就是渎职。司法不作为不是个案,而是典型的普遍性的违法问题。中共中央及 各级人大应当重视,理应依据宪法法律的相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法令,追问法院司法不作为的院长责任,罢免侵犯公民诉权的法官,严惩干涉法院独立审判的党 政部门及个人。

现在,中国已到了彻底清除司法不作为的时刻。每个公民应当有建设法治中国的责任与义务,从关心与维护公民诉权做起。只有消除中国司法不作为的灾难,才有可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恢复法官的尊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让冲突的社会回归稳定与秩序。

一部分不愿做奴隶的公民已率先站起来,走进法院,走进人大,走上街头,走上网络,我要立案,争取诉权,挽救垂死的法律,唤醒法官的良知,推动司法改革,建设法治国家。

法律有了生命力,才会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与财产安全。

自立者,天助之。万众齐心,横扫恶习。

2013年3月

 

 

参与“我要立案——维护公民诉权”行动的市民代表联系人:

冯正虎(13524687100)、焦东海(13801802454)、鲁俊(13651817422)、赵迪迪(13482668387)、崔福芳 (13564097383)、朱金娣(13042111402)、沈佩兰(13764885120)、王扣玛(13601929155)、王蓉华 (13162424968)、邱贵荣(15300606275)、刘洪贤(13524850369)、童国菁(54488008)、郑培培 (53963826)、孙建敏(13671947476)、陈建芳(15026516445)
附图:
1. 2010年8月19日冯正虎在法院维护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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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周一下午上海市民集体上访市人大捍卫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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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市民代表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维护公民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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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市民在上海高级法院抗议司法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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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海市民在上海第一中级法院抗议司法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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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市民在浦东新区法院请愿:捍卫法律、还我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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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要立案——上海司法不作为案例汇编》1-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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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维护公民诉权的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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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旧《民事诉讼法》第112条已改为新版《民事诉讼法》第1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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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诉权不可侵犯 ——《我要立案——维护中国公民诉权的道路》前言

 

中国公民诉权不可侵犯

——《我要立案——维护中国公民诉权的道路》前言

冯正虎

 

《我要立案——维护中国公民诉权的道路》是中国公民维护诉权运动的专辑,分上、中、下三册,约77万字。“我要立案,捍卫法律,还我诉权”的道路,冯正虎与其他部分不愿做奴隶的公民已率先行走,我们的经验可以与所有要求诉权的中国人分享。争取与维护公民诉权,是司法改革的切入点,是依法治国的起点,也是保障人权的基础。

《民事诉讼法》第123条、《行政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立案受理期限: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而且原告对裁定不服,可以提起上诉。超过法定期限,法院既不受理案件又不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书,这就是司法不作为,即非法剥夺公民诉权。这种公然抗拒法律的司法无赖行为,已成了阻碍中国司法公正的绊脚石。

公民诉权的丧失,这就意味着公民的所有合法权益得不到国家法律保护。没有诉权的人,不是公民,是奴隶。一个地区有一件司法不作为的案例发生而得不到纠正,这就标志着法律在这个地区没有生命力,司法是不公正的。公民没有诉权,依法治国就飘渺虚无。

温家宝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保证实体公正和结果公正。”这么简单的法定立案程序,法院都可以不遵守,这些法院还能坚守审判中的司法公正吗?司法不作为的上海法院居然公开标榜自己“司法公正指数连续5年位列全国法院第一”,岂不可笑吗? 今年人大代表大会上,最高院工作报告获得605张反对票,占总投票数的20.6%,是五年来最高的。

中国的法律样样齐全,但公民的诉权却没有保障。有法不依,法律势必名存实亡。被剥夺诉权的民众只好“信访不信法”,冲向党政部门不断上访,成千上万的访民集会北京抗议,或是逼上梁山、暴力反抗。没有法治,没有司法途径,利益对抗的中国公民只能处于一场又一场恶斗,永无止境。

本书上册《思考与行动》,收录了33篇关于维护公民诉权的主要文章及报告,揭示了维护公民诉权运动的历程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冯正虎从2007年9月遭遇立案难而引发了关于维护诉权的思考,到2010年8月3日提出《我要立案》一文,正式宣告发起维护诉权行动。2011年1月189名上海市民向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清除上海司法不作为恶习及罢免法院院长的市民建议书》,到2012年1月有1060名上海市民签名联署《维护公民诉权的请愿书》,市民纷纷起来,走进法院,走进人大,走上街头,走上网络,我要立案,争取诉权,挽救垂死的法律,唤醒法官的良知,推动司法改革,建设法治国家。

本书中册《冯正虎的案例集》,收录了《上海司法不公正的见证:冯正虎36个案例》一文及36个典型案例的诉状。2011年冯正虎编撰4集《我要立案——上海司法不作为案例汇编》( http://is.gd/aOWOOE ),有190位诉讼当事人的430件案例,在上海法院里遭受司法不作为的侵害。这个公开揭露的司法不作为数据仅是冰山一角。在此,冯正虎以亲身经历的36个典型案例来见证上海司法不作为的问题。4个刑事、行政再审案件,32个行政、民事的第一审案件既不立案又不出具不予受理的裁定书。36个案件各自实体内容不同,但都有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尚未审判就被非法剥夺诉权。冯正虎遭受的侵害,也是很多人的遭遇,受害者可以分享冯正虎的诉讼经验,并把冯正虎的诉状作为诉状样本,依法维权。

本书下册《公民请愿》,收录了《上海市民维护诉权在人大请愿87次/周记(2011年4月—2013年2月)》、《莘庄工业区失地农民在法院请愿307次/日记(2011年7月—2013年2月)》二篇纪实报告。固定每周一下午(除了节假日),近百名维护公民诉权的市民代表集体上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截止2013年3月已有91次(周)请愿活动。上海莘庄工业区失地农民代表集体静坐法院要求立案,敲碗鸣冤抗议司法不作为,截止2013年3月,在法院请愿活动已达320次(天)。中国老百姓是最善良、最守法、最有忍耐力,为了守护一条最简单的立案程序法规,已经和平请愿数百次,而这些有钱有势的官员却麻木不仁,视国家法律为粪土。市民的上访次数与当局的执政能力成反比,司法不作为的背后就是政治不作为。维护公民诉权运动已势不可挡,公民请愿行动每天每周还在持续中,此伏彼起。

李克强总理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人誓言: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对法律敬畏,对人民敬重。习近平主席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讲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我们相信新一届中央领导人说话算数,不会空谈误国,而在实干兴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权利,不断为人民造福。从归还公民诉权做起,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决不允许任何法院或法官非法剥夺公民诉权。

归还公民诉权,法律就有了权威与尊严,法治就有了立脚点,法院及法官也就有存在的价值。而且,只要民众感受到诉权不可侵犯、司法救济的途径畅通无阻、法院有公信力,如今“信访不信法”的局面就会自然扭转,大家都用依法讲理的方式来解决各类矛盾与冲突,整个社会才会回归和谐稳定。

2013年3月25日

《我要立案——维护中国公民诉权的道路》(上册、中册、下册)电子版下载阅读 http://is.gd/0aSJ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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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正虎的被控告与反控告

冯正虎的被控告与反控告

 

冯正虎

今天(6月6日)上午9:30多,杨浦区刑警卞、管俩人又来我家,当场开了一张传唤证,邀请我去五角场派出所。我与他们已经很久不见面了,上次传唤的日子是2月27日。

冯正虎被控告“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的刑事假案折腾了一年多,也该接近尾声了。所谓的控告人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早就反水了,一直不承认是法院报复陷害我,法官说没有告过我。杨浦区检察院也不想趟浑水,把我的反控告也推给杨浦区公安局,让它自己去解决。国保警察部门一看该案已没有利用价值,也溜之大吉,声称与他们无关,是刑警搞的事。

现在,办假案的责任只好由杨浦区公安局及刑警来承担,为了面子,他们还会死撑一段,不愿承认自己错了。我也不得不要继续反控告,不断向检察机关控告他们嫌徇私枉法罪、报复陷害罪。他们给我一张传唤证,我就会催逼一下检察院。被控告与反控告,非法权力与合法权利,还要对抗一段时期,直至这个假案的结束。

传唤去派出所,只是为了聊几句话,没有什么正经事。在讯问室,一位刑警问我:你最近经济情况怎么样?我笑着回答:我非常富有,钱都封在银行里,多得没有人敢去取。他们听了也笑了,接着转换话题,谈谈彼此有兴趣的社会问题。

上午约10:00抵达五角场派出所,一小时后,两位刑警送我回家。加上今天这张传唤证,我已收到21张刑事的传唤证,这是有价值的纪念品。见到传唤证,我会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反控告的责任,并将3月15日致检察院的第二份控告状公布于众。

 

 

控告状(二)

 

 

控告人:冯正虎 男 汉族 1954年7月1日 出生

身份证:310108195407012452

住址: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302室

电话:021-55225958 13524687100

诉讼代理人:杨绍刚 上海绍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住址:上海市天钥桥路申峰大厦2209室

电话:021-54247559

诉讼代理人:尚宝军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住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167号翔达大厦809号

电话: 010-66023716 15801302883

 

被控告人1:蔡田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局长

地址:上海市平凉路2049号

电话:021-65431000

 

被控告人2:卞昕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刑侦支队警察

地址:上海市平凉路2049号

电话:021-65431000

 

被控告人3:管春华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刑侦支队警察

地址:上海市平凉路2049号

电话:021-65431000

 

 

 

控告请求

 

控告上述被告人徇私枉法、报复陷害,请求检察机关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并督促公安机关:1. 撤销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立案决定书(沪公杨字[2012]725号);2. 撤销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冻结书(沪公杨刑字[2012]0366号);3. 要求被控告人返还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卞昕、管春华超期扣押的三台电脑等其他私人财物;4.对控告人所造成的伤害予以赔偿,并赔礼道歉。

事实与理由

 

2012年2月27日至10月26日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及其雇佣的保安人员囚禁在冯正虎的居所,非法剥夺冯正虎人身自由268天。(该非法拘禁案另行处理,已在上海市检察院的立案受理审查中。)被控告人为了掩盖非法拘禁的罪恶,5月初炮制了所谓“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的刑事假案,用以一个极其简单的案由频繁折磨冯正虎,威胁冯正虎的家人,企图让冯正虎蒙受冤狱。

对明知是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他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立案侦查。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予以立案、侦查假案的司法行为属于上述违法情况。刑事假案的诬告者是谁?承办刑警告诉冯正虎:是法院控告你的,法院不撤案,他们就一直可以搞下去。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院长及直接承办的法官有诬告的嫌疑,另案处理。

冯正虎的委托代理人杨绍刚律师于2012年7月3日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投诉,要求撤销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对冯正虎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判罪的立案,并追究诬告人的法律责任,但区检察院至今没有书面的回复。控告人也依据法律与事实多次口头向被控告人提出告诫,不要造假并伤害控告人,而且于2012年12月2日用邮政特快向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提出书面控告。

但是被控告人继续报复陷害,频繁地以传唤的方式变相限制控告人的人身自由,超期扣押控告人的合法财物,冻结控告人账户扣押控告人用于缴纳罚金的借款不让其履行法院的判决。

事实上,不是控告人冯正虎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是上海市公安局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拒不返还法院未经判决没收而被上海市公安局违法超期扣留的价值200元人民币的私人财物。

所以,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一案的原被控告人冯正虎依据法律与事实提出反控告,控告上述被控告人涉嫌徇私枉法罪、报复陷害罪。

 

 

一、所谓冯正虎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是彻头彻尾的假案

 

冯正虎的十万罚金是11年前上海法院对冯正虎的枉法裁判,该冤案还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中。这是上海最荒唐的冤假错案。2004年12月中国检察日报主办的期刊《方圆》发表长篇报道《以宪法权利的名义出招—上海冯正虎非法经营案透视》,揭露了这件冤案。(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726184.htm

尽管冯正虎不服枉法裁判,但尊重法律,在冤案未平反之前,一直忍辱履行判决的执行,服满三年徒刑,分期缴纳罚金。冯正虎根据法院2008年6月26日的约定,每月缴纳罚金,从未间断,缴至2013年3月已缴纳26400元人民币。

冯正虎从未拒不执行判决,相反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拒不执行判决。在该冤案的判决书、裁定书中,法院没有作出没收冯正虎及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的任何财产(包括被公安局扣押的物品)的处罚。依据中国法律,终审结案后,未经法院判决没收的扣押财物应当如数返还原主。但是,上海市公安局至今未还。这些财物经司法会计中心估价:价值约200万元人民币。

如果上海市公安局依法行政,就应当返还冯正虎的合法财物。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冯正虎收回价值约200万元人民币的财产,就有经济能力一次性缴清10万罚金,也就不存在冯正虎无能力缴纳罚金的问题,还谈得上有这个所谓冯正虎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的假案吗?

冯正虎坚信:法官总有一天会敬畏法律,司法最终会公正的。现在所缴纳的非正义罚金,最后会全数归还。而且,检察机关、法院也不会允许假案成真。

参见附件材料:1.《冯正虎致检察院控告报复陷害的控告状》;2.《冯正虎致检察院控告非法拘禁的控告状》;3.《冯正虎的刑事再审申请书》;4.《以宪法权利的名义出招—上海冯正虎非法经营案透视》; 5. 《冯正虎2011年9月29日致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的刑事判决执行申请书》;6.《冯正虎尊重法律,忍辱缴纳罚金(法院的罚金收据)》;7.《执行通知》(2008沪二中执行字第44号)。

 

 

二、扣物估价、冻结账户是为了报复陷害的需要

 

(一)扣押物品为了估价,还是为了报复?

 

2010年4月至2012年3月的二年内,冯正虎被国保警察非法扣押13台电脑等其他物品至今尚未返还,他们违反《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国保警察是警察内最没有法制观念的一个警种,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部分警察喜欢搞一些上海滩小流氓的恶作剧。

现在,上海公安局杨浦分局的刑警也学坏了,滥用职权。冯正虎欠法院的罚金,法院规定的限额消费不超过一千元,评估冯正虎新购的物品是否超过一千元,这是法院执行庭法官的职权,却被这两个刑警代庖了,警察以财产估价为由,随意拿冯正虎家里的物品,而且拿走就不还。

2012年12月7日下午,刑警卞昕、管春华带着几个警察来冯正虎住所抄家扣物,拿走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打印机,说要去估价。冯正虎当即告诉他们:“这些是在淘宝网上购买的二手设备,笔记本电脑五百元左右、打印机约四百元,合计也不超过一千元。现在可以打开电脑上网,淘宝网上有价格标明,我是通过网购有凭证的,你们不用拿走估价,现在就可以知道价格。”他们不理睬,而要强行拿走。其他几位警察乘机偷偷摸摸拿走一个无线路由器、无线上网卡等小件物品,连收据也不写。

2012年12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拿走一台平板电脑,说刑警要拿去估价,开了一张白条。

2012年12月16日,刑警卞昕、管春华、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又来抄家扣物,拿走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手机,留下《扣物清单》,又说去估价。他们是有执照的强盗,拿走就不想还,所以冯正虎就只好再到淘宝网上买二手便宜货。这台笔记本电脑513.23元,手机85元。

上述物品都不超过一千元的消费,理应属正当消费,不应该扣押。承办刑警说拿去估价,一拿就是三个月。是去估价,还是报复打击?显而易见。

参见附件材料:8.《扣物收据》(《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NO.0002889、No.0002890)、五角场派出所警察的白条一张)、9. 《被扣押物品的价格凭证(淘宝网)》

 

 

(二)冯正虎没有钱时被逼债,有钱时又不准许还债

 

冯正虎遇到这些比放高利贷还狠的家伙,不还清法院的十万罚金,就不得安宁,就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不是今天传唤,就是明天抄家扣物,家人亲属也要遭受骚扰连累。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刻,公安局欠冯正虎200万元财物可以不还,冯正虎欠法院10万元罚金就是有罪。所以,冯正虎被上海公安局杨浦区分局警察所逼,不得不向关心与信任冯正虎的朋友借钱缴罚金,赎回自由身。

从12月16日至12月31日,冯正虎收到支付宝约19500元、工商银行39854.97元,邮政汇款3958.2元,现金15000元,合计78313.17元人民币。从paypal 账户收到3947.42美元。上述借款足够缴纳十万元罚金。冯正虎过去已经缴纳5400元,还有94600元欠款。

逼冯正虎缴清罚金的上海杨浦区公安局警察,当冯正虎开始借钱缴纳罚金时,却进行阻扰,向支付宝、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出文件《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立案决定书(沪公杨字[2012]725号)》、《冻结书(沪公杨刑字[2012]0366号)》,致使冯正虎的支付宝、银行账户被冻结。在困难重重的处境中,冯正虎借到缴清罚金的钱款,并于12月31日宣布停止借钱。

冯正虎已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执行庭提交这次借款的银行明细帐目及其他凭证,以此证明这些钱来源于债主,是用借款来缴纳罚金。并且,冯正虎于2012年1月3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X018103990CS)致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信芳先生,告知愿意缴清冤案的罚金,并要求法院依法解冻冯正虎的银行账户并取款。但是,法院推卸责任,要与公安撇清关系,说这是公安的事,法院没有控告冯正虎,也没有封冯正虎的账户。

冯正虎无能力缴清罚款时,法院公安两家合伙逼迫冯正虎,一家收钱,另一家逼债;当冯正虎借到钱款有能力缴清罚款时,两家又逃避责任,不准许冯正虎缴清罚款;要求法院解冻账户或去银行取款,法官不肯;要求公安解冻账户,警察耍赖。事实上,要冯正虎缴清罚款是假,陷害打击冯正虎是真。

参见附件材料:10.《冯正虎借款赎身》;11.《借款赎身的通报(六):冯正虎向债主致谢(图)》;12.《冯正虎2013年1月3日致函上海第二中级法院王信芳:缴清冤案的罚金》。

 

 

三、以传唤的“合法”方式伤害冯正虎的身心与声誉

 

所谓冯正虎涉嫌拒不执行的判决、裁定罪的立案侦查是一个早该撤销的刑事假案,实际上是以传唤的合法方式变相非法限制冯正虎的人身自由,让其遭受惩罚与折磨,损坏其名誉。这个极其简单明了的案件已经被立案侦察了近一年,又是20次传唤讯问,难道承办的刑警还不清楚什么吗?除非这两个承办刑警是弱智,否则就是故意报复陷害。

2012年5月10日下午16:00,冯正虎接受刑事传唤的第一次讯问,接着五天(5月30日、5月31日、6月1日、6月2日、6月3日)连续审讯,天天坐讯问室十小时以上,而警察问讯的内容仅半小时不到,他们走后,就由没有执法资格的保安看守,让冯正虎在讯问室里罚坐,遭受身体与精神的折磨,第六天6月4日冯正虎终于病倒,被警车送到医院看病,中断了连续传唤。

2012年11月20日,冯正虎刚刚结束268天的非法拘禁,没有过上几天的平静生活,又遭到“合法”的限制人身自由,被警察用《传唤通知书》押进上海市五角场派出所的讯问室,连续3日(12月7日、8日、9日)抱病受审,12月10日在警察的护送下去医院照CT看病,12月14日又被传唤。传唤的笔录问讯时间不需要5分钟,却要扣押十小时以上。

每次传唤,他们都会搞一个笔录,以示程序合法。最初两、三次的传唤笔录还算认真,后来十几次传唤的笔录越来越不像样,他们自问自答,写上几句对我无伤大雅而对他们也算与本案有关联的笔录。每当我在笔录上签字按印,他们就得到自慰:传唤程序合法了。装模作样的问讯内容不到五分钟,可以让我在讯问室里关押10小时以上,而且可以天天传唤,这就是他们的权力。

2013年2月26日的第19次传唤,冯正虎决定不再配合刑警做自欺欺人的假笔录,坦率告诉他们:“我们都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法律,不再做假笔录。今天开始我给你们两个方案,由你们选择。一、你们自编自写的笔录,我不看,也不会签名,随便你们怎么去糊弄你们的领导,反正我不认可。或者,二、你们记录我的真正口供,要与我所述的一字不差。你们可以记录我最简单的供述:我没有犯罪事实,是公安、法院对我的报复陷害,以刑事传唤方式变相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损坏我的名誉;而且,不是我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公安局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拒不返还法院未经判决没收而被上海市公安局违法超期扣留的价值200元人民币的私人财物,最近二个月又扣押我用于缴纳罚金的钱款不让我执行法院的判决。”

从此,冯正虎不在刑警自产自销的笔录上签字按手印,也不在传唤单回执上按手印。冯正虎告诉他们:“这表示我的抗议,收到你的传唤单,签名就够了,没有必要按手印,原来就是瞎搞,我们也不必正经。”

20张刑事传唤通知书:1. 沪公杨刑字【2012】01003号(2012年5月10日)、2. 沪公杨刑字【2012】01004号(2012年5月30日)、3. 沪公杨刑字【2012】01008号(2012年5月31日)、4. 沪公杨刑字【2012】01007号(2012年6月1日)、5. 沪公杨刑字【2012】01008号(2012年6月2日)、6. 沪公杨刑字【2012】01005号(2012年6月3日)、7. 沪公杨刑字【2012】01009号(2012年6月9日)、8. 沪公杨刑字【2012】01010号(2012年6月10日)、9. 沪公杨刑字【2012】171号(2012年6月20日)、10. 沪公杨刑字【2012】117号(2012年12月7日)、11. 沪公杨刑字【2012】118号(2012年12月8日)、12. 沪公杨刑字【2012】119号(2012年12月9日)、13. 沪公杨刑字【2012】220号(2012年12月14日)、14. 沪公杨刑字【2013】08253号(2013年1月9日)、15. 沪公杨刑字【2013】008343号(2013年1月16日)、16. 沪公杨刑字【2013】00396号(2013年1月23日)、17. 沪公杨刑字【2013】00403号(2013年1月30日)、18.沪公杨刑字【2013】00933号(2013年2月6日)、19. 沪公杨刑字【2013】00319号(2013年2月26日)、20. 沪公杨刑字【2013】003320号(2013年2月27日)。

参见附件材料:13.《传唤通知书》(沪公杨刑字【2012】01003号等20张);14.《刑警为国保打工玩火自焚》

 

 

最后,请求检察机关依法立案调查对明知是无罪的冯正虎而使其受追诉一案,撤消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对冯正虎的刑事立案侦查,追究诬告人的法律责任,保障人权,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此致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

控告人: 冯正虎

2013年3月15日

 

 

附件:

1.《冯正虎致检察院控告报复陷害的控告状(一)》(2012年12月3日);

2.《冯正虎致检察院控告非法拘禁的控告状》(2012年12月3日)

3.《冯正虎的刑事再审申请书》

4.《以宪法权利的名义出招—上海冯正虎非法经营案透视》(本文原载检察日报主办的《方圆》杂志2004年第12期。)

5.《冯正虎2011年9月29日致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的刑事判决执行申请书》

6.《冯正虎尊重法律,忍辱缴纳罚金(法院的罚金收据)》

7.《执行通知》(2008沪二中执行字第44号)

8.《扣物收据》(《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NO.0002889、No.0002890)、五角场派出所警察的白条一张)

9. 《被扣押物品的价格凭证(淘宝网)》

10.《冯正虎借款赎身》

11.《借款赎身的通报(六):冯正虎向债主致谢(图)》

12.《冯正虎2013年1月3日致函上海第二中级法院王信芳:缴清冤案的罚金》

13.《传唤通知书》(沪公杨刑字【2012】01003号等20张)

14.《刑警为国保打工玩火自焚》

 

图:冯正虎的传唤证(2013年6月6日)

XC-201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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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六四,推进政改

毋忘六四,推进政改

冯正虎

 

【编者按】 纪念“六四”二十四周年,发表冯正虎2009年6月4日在日本东京艺术剧场会议厅召开“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纪念集会”上的演讲稿,并配上一张“六四”当年的声援相片。六四学生发起“反腐败、反官倒”的爱国民主运动,过去了二十四年,当今最响亮的还是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败口号:“老虎苍蝇一起打”。

 

今天是“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沉痛悼念20年前在天安门屠城血案中死难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我们深切关注因六四事件及其纪念活动而遭受迫害的国内人士。毋忘六四,面向未来。我们要记住六四屠城的黑暗与悲哀,但我们更要焕发六四民主的光明与欢乐。

“六四”事件是什么?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二件事:以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为代表北京各界参与的数百万民众欢天喜地的爱国民主运动;最后,军队驱使坦克车在天门广场上血腥镇压了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学生。当时,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甚至各地党政重要部门人士都与北京同乐,1949年以来第一次欢欣鼓舞地涌上街头参与民主示威游行,他们的诉求:反对腐败,要求建立民主的监督机制。这场大学生为代表的民主运动没有提出推翻中共政权的诉求,也没有暴乱行为。把六四天安门事件认定为“反革命暴乱”是一个陷害,为清算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一大批奉献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精英以及参与六四民主运动的所有大学生及其他阶层民众找到一个迫害的借口。但是,史实是无法篡改的。中共当局自己也在改错,后来降低调子,定性为一场风波,现在称为事件,将来必定会平反六四事件。六四事件不仅是中国的一场悲剧,也是中共党内的心病。

假如当时没有六四屠城的黑暗,假如中共当局像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一样接受六四民主的光明,那么今天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更富强,而且在政治上也已归属现代文明的民主国家,至少不会发生如今的道德灾难、人权灾难、环境灾难。领导人民进行自新改革的中共一定得到人民拥护,可以坚固其执政地位,即使在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类似台湾国民党丢失政权的情况,最后也会重新掌权。

但是,历史没有假如,当时的结局是六四屠城。六四惨案让整个世界震惊,国际社会无法容忍共产党政权的残暴,所以六四事件促使苏联及东欧国家迅速从专制社会转变成民主社会,使效法中国的罗马尼亚独裁者没有成功,军队不愿镇压人民,反而把独裁者送上断头台。而且,“六四”的武力镇压也差一点毁掉中共政权。依靠“六四”武力镇压可以换得二十年的稳定,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伪证。其实,“六四”武力镇压后,在国内由于武力恐惧与全面倒退,使体制内的精英与一般民众万念俱灭,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同时一大批被逼到对立面的体制内精英却成了反对派的精英人物,89、90、91年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声势浩大,人才济济、粮草齐备、同仇敌忾,又加上整个国际社会的鼎立相助,主要民主国家都与中共政权划清界限,中共政权遭受前所未有的孤立,并处于摇摇欲坠之中。

邓小平比谁都先看清自己的失误,1992年“南巡”才是力挽狂澜,制止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倒退,继续力举经济体制改革,其结果化解了内外压力,挽救了中共政权。

“六四”的民主运动及其理念对于今天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人都有深刻的影响,这些年代的人物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领导人物,无论在执政体制内,还是在民间的反对派阵营内。而且,“六四”事件促使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人物加入反对派的阵营,增强了中国的民间力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国内外有如此庞大的反对派人数,人才济济。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使中国经济市场化、多元化,变成了资本主义,为个人的自由奠定了经济基础,使今天的许多人都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中共也在变化,它迫于民众的压力,正在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法律制度,逐步实现“六四”运动的诉求。当然,中共现在还是说的很多,做的很少。

基于中国的变化,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现在国内日益高涨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就是将法定的人权转变为实有的人权,实现零八宪章的理念与主张,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的新中国。这是“六四”民主运动的继续,将是一场由中共党内坚守宪法法律、支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政治路线的政治改革派人士,与民间大批维权律师、独立知识分子以及数千万维权上访民众共同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进步的希望。

 

2009年6月4日东京

 

图:上海南京路交易中心声援学生爱国行动的横幅(摄于1989年5月19日)

1989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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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成田机场回国抗争的回顾


   2010年2月12日,冯正虎经历八次闯关、92天的东京成田机场的艰难抗争后,赢得中国公民的自由回国权利,结束一场个人与国家两败俱伤的博弈。

铭记历史,改变现在,展望未来。冯正虎希望:中国不可再出现不让中国人回国的悲哀与耻辱。

浏览或下载记录这段历史的部分图片及影视资料:

1. 《我要回家(第三版)》(记录机场抗争31天)http://is.gd/AuYL3W

2.《我要回家(增订版)》(记录机场抗争92天)  http://is.gd/zMGeHw

3. 冯正虎在东京成田机场上回国抗争的生活图片集  http://is.gd/WEjE0L       http://is.gd/hqVqjz

4.《美好生活》(艾未未制作的影视)。冯正虎回家的故事,任何国家都不得拒绝自己的公民返国。视频http://is.gd/f28C3   下载http://is.gd/bSZoU

5 .《冯正虎100天回家路》(心语制作的影视)[anyplayer:url=http://woyaolian.net/fzh/m0212-sy.flv title=冯正虎100天回家路]    http://www.canyu.org/n13267c9.aspx

6. 《让冯正虎回家》(白云飞制作的影视) http://is.gd/dzoKhB
在东京成田机场抗争的最初日子里,我收到网友白云飞的短信:我是一个普通人,作了这个短片,送给您,愿天下有国无法回的人们都能够重归故里。

7. 司徒华先生、朱耀明牧师等2009年12月3日赴日声援冯正虎(影视)http://is.gd/vMQ8SZ    http://is.gd/8wrPiq   http://is.gd/lvbjXN

8. 冯正虎2010年2月2日在成田机场召开记者会结束抗议活动(南洲制作的视频)http://is.gd/DKuGZe

9.《2010年2月12日冯正虎离开日本成田机场回国全过程》(南洲制作的视频)http://is.gd/Zw6ExA

10. BBC报道2010年2月12日冯正虎回家:China ’airport limbo’ activist allowed into Shanghai  http://is.gd/zFQVES

11. CBS报道: Feng Zhenghu: Changing China from Terminal 1   http://is.gd/SR86fi

大部分关于冯正虎回国抗争的文章、图片、影视资料都散布在互联网上,我们正在收集编辑中。

护宪维权网
201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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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截访,保障人权

严惩截访,保障人权

冯正虎

 

《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于2008年7月颁布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本意是保护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严惩违法的官员。但是,《解释》和《规定》颁布后,各地政府、部门非法截访、打压信访人的行为更加变本加厉,动用警力、不惜一切手段阻止信访人上北京申诉,防范地方上的徇私枉法、违反信访工作纪律的行为以及背后的腐败问题被揭露,其后果导致《解释》和《规定》又一次成为空头支票,加重了信访群众的苦难。

 

 

一、上海政府工作人员在北京暴殴上海市民的罪恶

 

2008年12月26日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诞辰日。上海市民当日早上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刚进入天安门广场,就受到北京警察的盘问,在表示并非上访纯粹只为悼念毛主席而来、且随身未带任何上访材料后,听从北京警方安排被警车送往天安门广场分局。但是,77名上海市民因曾经有过上访的经历,被上海当局已列入上访人员的黑名单,因此遭到北京警察的无辜扣留,并移送到全国各地访民集中地马家楼,通知上海政府前来领人。

但是,上海市政府驻京办违背了为上海市民服务的宗旨,为镇压上海市民依法走访北京的截访人员提供便利与支持。上海市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在北京大打出手,非法拘禁77名上海市民,强行搜身、勒索钱财、没收手机、扣留身份证,并暴殴、侮辱部分上海市民。上海市民曹宝义被殴打致头部多发性骨折。丁菊英、范桂娟等多名上海市民回沪后又遭上海警方滥用法律继续拘留处罚。12月26日的截访暴行已公之于众、震惊中外,上海市政府驻京办截访负责人—-市政府信访接待员204号(绰号”小山东”)是这起违法犯罪事件的直接指挥者。

2008月12月26日的暴行并非偶然,是上海截访人员的必然行径,他们有上海大亨的撑腰,在上海的领地上已习惯于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抓谁、打谁、拦截谁、堵住谁家的门、抢夺谁的财产、剥夺谁的诉权,他们想得到就能做到,受害人却状告无门、欲哭无泪,学杨佳也是死路一条。现在,上海截访人员的威风耍到天子脚下,公然在北京打压上海市民,就像处罚自己的家奴一般,北京政府也只好开一个眼闭一个眼。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北京持续不断、肆无忌惮的截访暴行伤害各地人民,同时也在侮辱中央政府。全国、全世界的人都会发问:中央政府在哪里?中国的法律有权威吗?

 

 

二、镇压信访人的违法观念及其潜规则

 

地方政府及其截访人员已经制造并强化了一个荒唐的潜规则:上访人员+非上访地点=扰乱社会秩序。而且,这个潜规则已被地方政府的截访人员,包括警察、法官默认,并取代法律。依据这个违法的潜规则,参与截访的警察、法官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以随意传唤、拘留、关押、审判维权上访人员。12月26日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77名上海市民是上访人员,他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这个非上访地点出现,就是扰乱社会秩序。按照这个荒唐逻辑,上访人员24小时吃喝睡在信访办里最安全,否则他在任何地方,甚至在自己家里,都会被认为涉嫌扰乱社会秩序,都有可能被传唤或拘留。

其实,这个潜规则是违法的,而且很荒唐。现在,必须正本清源。上访人员与其他中国公民一样,可以去任何非上访的地点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只要不违法犯罪,他们的权利都受国家法律保护。“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范畴,法律上已有严格确定,不可滥用。

 

1. 上访人不是罪犯,而是守法的公民

 

上访人员俗称“上访人”,但是在中国官方的法律用词中的正规称呼为“信访人”,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第二条已有信访人的明确定义。但是,上访人员长期以来被地方官府及截访人员妖魔化了,当作罪犯看待,在官方的记录中上访人与有前科的犯罪分子等同,一直受到截访人员的追逐与打压,在司法审判中也可以荒唐地把上访的经历作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上访人相信党和政府,才依法信访或走访,他们是最守法的公民,他们理应同其他公民一样可以行使公民权利,并得到法律保护。而且,上访人的合法权益在《信访条例》及其他法律的相关条款中进一步得到保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仅要认真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还要“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而且,“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2. “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或违法行为不可滥用

 

在《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扰乱社会秩序”或“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的罪名或违法行为,只有“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或违法行为,其罪名或违法行为的各项内容都有严格的法律界定。没有证据或事实表明当事人已经实施“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就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名义传唤或拘留处罚,甚至错判当事人都是违法的。

在《刑法》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罪的28条,《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和处罚的7条, 共计35条法律条款中,没有一条规定认为中国公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观光旅游、瞻仰毛主席遗容,或路过并仰望中南海大门,或在信访机构以外的其他机构停留办事或反映问题的行为会“扰乱社会秩序”,可以构成“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或违法行为。中国也没颁布歧视上访人的法律规定。

因此,上访人员去信访机构之外的所有地方,包括北京天安门广场都是合法的,是行使公民的合法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如果外地居民(包括截访人员)在北京违法犯罪,北京警方肯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不需要在北京游荡的这些外地截访人员代劳。

 

 

三、截访人员如同文革 “三种人”臭名昭著

 

中国人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文革是中国建国后的一场空前大灾难,它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结束后,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三种人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出沉重的代价,遭受严厉清算,下场极其悲惨。 文革“三种人”都是一些“和尚打伞,无发无天”的人,他们漠视法律,服从领导,以政治需要至上,侵害刘少奇、邓小平等干部及一般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

现在的截访人员比文革“三种人”更邪恶。文革“三种人”是顺从毛泽东的潮流,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环境中作恶,他们的是非标准只能靠政治领导人的评判标准。而截访人员是逆向胡锦涛的潮流,在一个有法制的社会环境中作恶,他们明知违法还敢为非作歹,公然漠视宪法法律,侵犯人权,挑战“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主流政治路线。截访人员大致由五种人组成:便衣警察、便衣法官、政府部门街道的工作人员、保安人员及临时雇佣的地痞流氓。截访人员是维护地方权贵利益及其没落政治路线的执行者与牺牲品,他们所有的截访行为都得不到中国法律的支持,与中央政府的主张及国家机关多数公务员依法行政的行为格格不入。

中国朝野上下都已共识的政治法律意识:对于公民,法无禁令即自由;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无授权即违法。但是,一小撮权贵及截访人员倒行逆施,把上访人员作为鸡来杀,在全中国人面前张扬他们的权力与恐惧,企图破坏正在建设中的法治社会。上访人员与截访人员的对抗是官民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与“以官为本,执政为权贵”的两条不同政治路线在社会上的反映。截访人员的行为已涉嫌徇私枉法、渎职、扰乱公共秩序、侵犯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多项罪名。《宪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审判截访人员的法律依据。

 

 

四、中央政府应当树立法律权威,严惩截访人员

 

中国是一个地方官员敬畏宪法法律的统一国家,还是一个趋于诸侯称霸的分裂国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可以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治理并统一中国;现在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只有依靠宪法法律治理并统一中国,树立宪法法律的权威就是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地方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漠视法律、徇私枉法、公器私用,居然还敢派出截访人员在天子脚下大打出手,目无王法。如果中央政府一味视若无睹、置若罔闻,就是姑息养奸,贻害自己。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地方行政官员、法官不敬畏法律,中共中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还会有权威吗?

申诉上访的民众比当官的人更相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他们遭受地方贪官污吏、奸商恶徒的欺压与掠夺,继而又遭受昏庸法官的司法迫害、截访人员的殴打绑架,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以暴抗暴”,仍然坚持不懈地走一条坚守法律的、和平的、公开的申诉上访之路,不断向党政、人大领导部门倾诉,期望用他们的苦心与血汗来打动官僚的铁石心肠。他们向往北京,因为中国的宪法法律是在北京颁布的,出台好法规、好政策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都在北京,制约上海地方司法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北京,北京到处有压住地方官僚的大官,北京有讲道理的希望。中央政府有责任保护这些守法的公民,兑现国家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

12月26日上海政府工作人员在北京暴殴上海市民的事件在互联网上曝光后,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及时派出国家信访局的官员赴上海调查,并向受害人曹义宝、孙建敏核实事件真相,关心曹义宝的伤势。民众都在关注中央政府的处理结果,期盼中央政府有权威,颁布的《解释》和《规定》能行之有效,严厉查处违反信访工作纪律的行为,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对违反信访工作纪律的行为以及背后的腐败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对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严惩截访人员,纠正冤假错案,平息民怨,争取民心,稳定天下。

 

 

五、公民依法反抗截访,誓死捍卫宪法权利

 

最近读了刘亚洲将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基地营以上干部的讲话《中国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他对中国人的习性特征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论述也是很精彩的。他认为: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中国文化致使中国人养成对外怀柔、对内残忍的习性,而且“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笔者深受启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几只截访狼就可以镇住一大群上访羊的原因。羊对狼有一种习惯性的心理上恐惧,而且上访人员的俯首听命、苟且偷生、贪图小利助长了一小撮权贵及截访人员的霸道与凶残。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权利,并承诺国家保障人权,而且所有的法律也有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具体条款。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规范性文件也倾向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治路线,支持民众的维权。相比于过去的年代,现在中国民众的法制意识与维权主张已经普遍提高,除了法官还可以无法无天不受制约,所有的行政官员在法律上都已受到制约。但是,为什么侵犯人权的案例还会大批产生?为什么一小撮狼可以轻易地绑架欺压数百倍的羊群?因为一小撮权贵控制当地最强势的司法机关,而且他们以党和政府的化身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谁反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谁就是反对党、反对政府。但是,如果上访人员以及其他老百姓没有臣民的心态,解脱了心理上的自我恐惧,就会理直气壮地揭露一小撮权贵及其截访人员的欺世盗名,反抗他们的压迫,就不会使他们侵犯人权的罪恶轻易得逞。

我们上访人员受到欺负,罪恶在截访人员一方,但上访人员也有责任,是上访人员过去一直仅看重财产权利,而没有重视做人的尊严,轻视了人身自由权,还有我们只关心自己的遭遇,没有去关心别人的遭遇,一再默认或纵容截访人员的罪恶。没有人身自由,其他所有的自由不复存在。上访人员具有法律上、中央政府政策上、民众包括绝大多数守法公务员的同情以及国内外网络舆论支持的优势,但是如果上访人员不能克服心理上羊对狼的恐惧,不从臣民的意识转变成公民的意识,没有想到自己奋起反抗的责任,只是在盼好皇帝、大清官、替天行道的英雄,甚至还要寄托杨佳泄愤,那么这些优势对上访人员等于零,他们照样被奴役,遭受欺压。谁先站起来,谁就率先解放自己。公民权利要靠自己争取,靠自己维护,不靠谁的恩赐。

2008年12月26日事件的受害人已站起来,依法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维护做人的尊严,追究上海市政府及其截访人员的违法责任,要求严惩凶手。2009年1月15日李惠芳、曹义宝、孙建敏、王海凤、范桂娟向国务院提出行政复议,嗣后其他72位受害人也纷纷向居住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们清楚地知道:目前,中国的法律是软弱的,谁也不会尊重她,尤其是这些权倾一时的权贵,但是每个公民坚持不懈地用生命捍卫她,她就变成强硬,再也不会被人忽视,全体公民(包括权贵)最终都会对宪法法律敬畏,公民权利也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2009年2月3日上海仁和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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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国人大体制从上海做起

改革中国人大体制从上海做起

                                                               —-对第十三届上海人大组成及改革的建议

 

 

第十三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共十七大之后组成的,而且也是陈良宇下台后的新一届上海市最高权力机关,因此第十三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及改革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路线,充分体现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吸取陈良宇主政时期的第十二届人大的经验与教训,彻底清除以官为本的政治路线对上海民主法治建设的危害。我提出如下建议,供中共中央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第十二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即将产生的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参考。

 

一、俞正声理应出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按照中国的宪法法律,全国及各级人大是全国及各级地方政权中最高的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在人大代表已占绝大数,理应可以派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出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职务,名正言顺地获取人大中的领导权,“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在全国,胡锦涛总书记任国家主席,排列第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吴邦国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大部分地区已经实行地方党委书记出任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的执政党,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党政分家是指中国共产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分家,而不是指与政治权力的分家,政党的生命就是占有与分享政治权力的过程,它就是以占有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来实现它的政治目标。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功已使它夺取了全国的政权,但是它的心态、气度以及治理国家的方式一直还是处于地下党、革命党的境界,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力图走上宪政之路,逐渐使革命党转化成一个与现代政治文明接轨的名正言顺的执政党。

在政治上,上海是落后的。第十二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是一个普通党员,在中共上海市委内是没有权力地位的,而由人大委任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志明却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龚学平与吴志明谁服从谁?根据中国特色的政治,肯定是龚学平服从吴志明的命令。陈良宇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是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对陈良宇、韩正有多大的监督权力,也就显然易见。龚学平先生能在上海市最高权力机关的高位上做稳就不容易了,完全仰仗与这些权贵们的个人关系,也因为他在党内没有高位实际上矮化了上海市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与威望,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没有实权胜任监督“一府二院”的职责。上海官员腐败、司法不公正与人大的领导体制都是相关的。委派一个普通党员出任上海市最高权力机关的最高领导,成为上海法理上的一号首长,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政治幼稚,也是对宪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轻视,冀望于用地下党、革命党以及黑社会帮派的治理方式来统治一个地区,就势必会出现一个陈良宇。在中国政治现状中,要使人大常委会成为最具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必须由执政党内最有实力的人物出任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领导人。

因此,依据宪法的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要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理应出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法理上成为上海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俞正声的威望与执政能力不足以胜任上海的最高领导职位,或者感受到上海人大代表及党政官员对他不服,那么他就有可能无法出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之职。

 

二、第十三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必须是专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已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这部法律提高了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威望,强化了人大的监督权,对“一府二院”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工作日常化并具有可操作性。在法理上,人大常委不再是虚职,65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已成为上海市合法的最高领导人,是握有上海市最高权力的人,他们的地位、权力与义务都被这部法律确立了。这是中国跨出依宪治国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开始行使监督“一府二院”的权力。而且,对“一府二院”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已成为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共九章四十八条,其中第二章〈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第三章〈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第四章〈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第五章〈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第六章〈询问和质询〉,第七章〈特定问题调查〉,第八章〈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每章的各项条款都规定得很具体,要胜任这些职责不仅要求人大常委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并提高治理国家的专业技能,而且更需要人大常委必须投入全部精力与时间,天天兢兢业业,而不是每月一次会议举举手而已。

位高权重,有权不用,责任依然要负。上海市的兼职人大常委是根本无法胜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规定的工作,也是对一千多万上海市民的政治委托不负责任。治理国家或地区的领导工作是政治家的专业工作,如果滥竽充数、业余兼职玩玩,就是一个不良的政客,也是一个对自己声誉与人格极其不负责任的人。第十二届上海市人大常委65人,就有26人是兼职的,在兼职的常委中大学的校长、院长、教授有6人,还有公司、证券交易所的经理2人,其他都是一些单位团体的领导人,这些人以教书育人、经商发财或自己的单位团体工作为本业,还是以治理上海市的执政工作为本业?如果他们在教书育人、经商发财或自己的单位团体工作上兢兢业业,那么只能在治理上海市的执政工作上敷衍了事,因为人的精力、时间与专业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不称职的人大常委每月举手一次还有时间,但要求他履行人大常委的法定义务,做到天天代表执政党与人民去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就力不从心了。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敷衍了事,不仅是对人民不负责任,而且对国家的利益也是一个严重的危害。

因此,第十三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必须是专职的。上海人才济济,中共及各民主党内、社会各界也有许多优秀的政治人物,应该能推选出六十几位上海市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人,而且富裕的上海财政足以养活六十几位上海的政治家,他们不必兼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应当专心致意地治理上海的国事,在其位谋其政。

 

 

三、逐渐废除以官为本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

 

“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因此,全国及各级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结构也应当相应改革,逐步废除以官为本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建立以人为本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把官僚俱乐部的人民代表大会改变成“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

官僚的本性就是墨守成规、追求部门利益、扩张部门权力。他们墨守成规,就会循规蹈矩,保证国家机器稳定的运转;他们追求部门利益,可以表现他们的政绩;他们扩张部门权力,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行政效率。但是,官僚本性也会导致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墨守成规会阻碍社会的进步,过分的追求部门利益会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与协调发展,扩张部门权力会侵犯公民权利。以官僚为主导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让官僚本性的坏处无限放大,在立法上抵制与拖延对行政部门不利的法规,或强制通过对行政部门有利的法规,监督“一府二院”也是徒有虚名,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自己为自己作裁判能公正吗?其结果导致官僚及其部门财富与权力的无限扩张,损害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使官方与民众的矛盾冲突加剧,危害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以人为本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是以代表各阶层各区域各群体公民利益的政治家为主导的。这些获取国家权力的政治家不是任命的,区县级人大代表是通过直选,省级及全国人大代表是通过间接推选,法理上他们的权力由人民授予,也可以被人民收回。政治家与官僚是两类不同的社会角色,政治家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获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客观上他们与官僚的本性相对立。通过废旧法立新法,进行政治制度创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各方利益的政治家的博弈与妥协,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通过保障公民权利的法规制定及对“一府二院”的监督,制约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政治家与官僚各司其职,才能保证政治制度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改革。

中国现在缺乏政治家,缺乏各阶层各区域各群体公民利益的代言人,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了行政部门及其官僚的一言堂,这不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则与要求。因此,必须大幅度地缩小政府官员任人大代表的比例,逐渐过渡到除了人大推选的政府首脑任人大代表以外一府二院的公务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同时,通过直选或间接推选的选举方式让更多德才兼备的政党领导人、各阶层各区域各群体的社会活动家、律师等其他从政之才担任各级人大代表,造就一大批适合现代政治文明的中国政治家。上海市人大代表的换届改选可以率先推行以人为本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

 

 

四、人大代表的本职工作是立法、监督一府二院、为民请愿

 

首先要明确人大代表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无论您过去是教授、律师、商人、还是政府官员,一旦您被推选为人大代表,而且您也自愿接受了公众的政治委托,这天起您就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就是您的本职工作,教授、经商、做行政官员的工作就暂时成为您的兼职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六条的规定“代表依照本法的规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都是执行代表职务。国家和社会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保障。”所以,人大代表的职务工作不是临时性的,而是人大代表的本职工作,得到国家与社会的工作保障。

立法、监督一府二院、为民请愿就是人大代表的本职工作,而且接待人民群众的来访就是人大代表的日常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条的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而且,中共十七大报告也提出了 “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的要求。因此,人大代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树立为选民服务的思想,要热情接待上访公民,认真处理上访公民提出的意见与要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成为真正的人民代表。

第十三届上海市人大应当将现在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转变成人民代表接待处。现在地方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根本没有权威与判断是非的能力,它就像法院驻人大的信访接待室,不会比法院的门卫收发室功能多一些。如果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比喻成一个医院,现在就诊室坐台的工作人员是护士,不是医生。这些没有行医资格、没有处方权的小护士却在给病人号脉治病,不出医疗事故已是大幸,还能指望这家医院能治病救人吗?没有医生,却让小护士瞎忙一阵的医院就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的现状。真正的医生应该是上海市人大代表,接待人民群众的上访是法律规定的职责与义务。第十二届上海市人大代表有八百多个,即使每天有十个上海市人大代表坐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接待人民群众的上访,就算365天都在办公,每个上海市人大代表一年也只化费四天时间接待上访的人民群众。这几天的时间可以让人民代表倾听人民的呼声,对人民代表的立法与监督“一府二院”的工作也是有益处的。而且,人大代表还可以在自己的居住地或单位所在地设立接待室,方便与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

 

 

五、新一届人大代表将面临中国公民的厚望与压力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中共十七大提出的这些要求,首先应当从各级人大代表做起。

如果接受中国公民委托治理国家的各级人大代表玩忽职守、不是全心全意、兢兢业业地做国事,而是忙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无法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会被官僚独占,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为行政机关的橡皮图章。在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宪法法律上赋予最大权力、最大责任的人大代表却是一个最清闲的隐蔽的公众人物,只是在每五年一次的选举时、每年一次人大会议举行时露过背影,仅有身兼高位的极少数人大代表才有露脸的机会,平时都消失在公众的视线里,既不知道他们何时当选,也不知道他们何时离任,更不知道这些政治人物的政策主张是什么,一般民众全然不知道他们是谁、住在何处,只有他们的亲属、单位同事知道他们是谁,人民群众与这些无影人联系比上天还难。久而久之,中国民众忘记了这些人大代表,也极度轻视这些人大代表。例如,所有的官方民间媒体及公众讨论中,论及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建立合理有序的信访机制时,设想请律师、法律援助组织、维权志愿者等等各方人士来参与调解或充当信访的代理人,唯独没有想到人大代表,把这些上通下达、为民请愿为本职的人大代表忘记了,因为在人们的思维定向中人大代表已归属于官僚。在电视广播报刊上,经常邀请一些学者教授、商界大亨议论纵横、清谈国事,但很少邀请以参政议政为本职的人大代表来议政,使人大代表失去了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最好方式,没有机会树立起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中国政治家的崇高声誉与威望。

中共十七大后,中国共产党也希望走宪政民主之路,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力图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保障公民合法权益,避免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而引发的社会动乱。中国共产党是否还愿意让人大代表养尊处优、清闲偷乐、坐山观虎斗,还是要求人大代表同甘共苦、为国事操劳,联系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和解的协调?现在,中国的各级人大会议秩序井然、一派和气、吃吃喝喝、你吹我捧,但是会议外的现实社会乱象丛生、冲突迭起、你夺我抢、维权坐牢前赴后继,民众抗议示威的规模次数有增无减。如果哪一天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开始争吵不休,甚至还要打架,那么社会上肯定就开始安宁和谐了。

中国民众也开始重视人大代表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一部分人开始竞选人大代表,例如2007年10月山东大学七十多岁的老教授孙文广也积极自荐参加区人大代表的竞选,百折不挠,人气高涨,成为今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亮点。还有一部分人公开表示不参加选举,例如著名的维权律师唐荆陵发起了一个赎回选票的不合作运动,号召人民重视自己手中的选票,珍惜自己的政治权利,不参加违背自己意愿的人大代表选举,这个运动已持续一年,也有数百民众参加,以真名实姓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在中国尚属首次。绝大多数民众虽然还是与过去一样参加了2007年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在矮子里选长子,但是选民的观念改变了,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权利也是有价的,不会白白送人,要求回报,理直气壮地向每个人大代表索求服务。在中国现行的选举体制里,县区以上代表是间接选举,那么中国的每一个选民就可以用一张选票购买整个中国的人大代表,就有权要求任何一个人大代表为选民提供服务,他不提供服务也不行,因为他与选民之间有契约,这张契约就是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因为是他自愿乞求选民选他出任人大代表。选民用一张选票可能直接购买了一个很差的人大代表,但是通过间接代理购买的原则,选民可以获得全部人大代表五年内为选民服务的权利。选民可以在五年里随时依法使用自己的权利,监督他们、要求他们、追究他们,当然也要支持与帮助他们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有冤屈的选民不是去信访办,应当找人大代表代理请愿;有政策提议的选民,也应当去找人大代表代理提议;人大代表接待选民,天经地义,法律规定,即使选民天天去他办公室找他服务,他也必须接待,他没有热情、没有能力胜任人民代表的工作或者觉得麻烦可以自己辞职让贤,没有谁强迫他做人大代表。如果中国公民都爱惜自己的政治权利,人大代表也会很快转变成真正的人民代表。

第十三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也将面临着上述的厚望与压力,而且高素质的上海市民会在未来的五年内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有更大的期望与要求。人大代表是公选人物,他比著名歌星演员、高位官员更是公众人物,他的时间与隐私都可以公开,接受新闻媒体与公众的监督,保证人民赋予人大代表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第十三届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述职报告不可以讲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多么作为,必须讲述自己接受上海市民的授权后在立法、监督“一府二院”、为民请愿的本职工作上有多少作为。政治不作为就是人大代表的罪责,它比司法不作为、行政不作为的危害更大。为了确保人大代表的权力正确行使,也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人民群众监督人大代表,人大代表监督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权力制约权力,来自于权力的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

 

六、财政拨款,为人大代表履行职责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和社会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保障。”本法第四章为人大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作了各项具体规定。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代表的活动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第三十二条规定,“代表按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执行代表职务,其所在单位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根据实际情况由本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为人民代表履行职责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进行财政拨款是有法律依据的。

长期以来,中国的一些学者关于人大代表专职化的问题呼声很高,但人大代表始终不感兴趣,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只需要他们捧捧场、举举手,中国民众也轻视他们,根本不去找这些玩偶办正经事,清闲的人大代表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得利,靠人大代表的光环得名,名利双收,悠闲自在。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走宪政民主之路的需要与人民群众要求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压力,正在迫使人大代表自觉要求专职化及提出物质支持的诉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做什么事都需要花钱,义工也要吃饭,为人民服务也需要必备的物质条件,人大代表履行法定职责时理所当然需要养家糊口的工资报酬、需要接待上访公民的办公室、需要协助工作的秘书人员、需要联系人民群众的交际费、交通费、需要监督“一府二院”的调查费、需要立法项目的调研费,等等一切活动经费。不做事,不需要钱;要做事,就离不开钱。如果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第一个提案是关于人民代表履行职责工作的财政预算报告,那么人民群众应该高兴,表明人大代表真正要做事了。第一个提出关于人民代表履行职责工作的财政预算报告的人大代表一定是一些诚实而有勇气的人大代表,他们的杰出贡献将被载入史册。

富裕的上海财政应当为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备足“执行代表职务”的活动经费,让八百多位人大代表体面地成为上海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待遇应当不低于行政机关的处局级公务员,让专职的或兼职的人大代表不再留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任期内专心致力于上海的国事。每个人大常委在人大常委会所在地都配备一间宽舒的办公室、几个秘书、与人民群众直接相联系的通信设备、有充足的调研费,现在的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应当成为他们共同使用、轮流坐镇、亲自接待上海市民的接待室;每一位人大代表也应当在自己的居住地或单位所在地设立选民接待室,并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及通讯工具,这些基本费用由财政核定支付,也可以靠民间社会资助部分。总之,上海的纳税人供养得起数以万计的行政、司法公务员,也一定能养活八百多位市人大代表,让他们尽心尽力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督促“一府二院”的公务员勤勤恳恳为上海市民服务。

 

 

七、坚守国家法制的统一,强化人大司法监督的地位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统一的法制已被各地诸侯分割的局面,中央法令不及地方法规、文件,各地党委严密控制地方司法权,形成没有监督机制的独立王国,上抗中央下欺百姓,致使贪官污吏成群、冤屈访民遍地、国无安宁之日。所以,中共中央提出,“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应当是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主要职责,更具体地说,是人大内务司法委的日常工作。从法理上来说,人大司法监督在全国及各地方中是最高地位、最具权威的,因为人大握有法官、检察官的任免权以及规范司法行为的立法权。法律上授权人大常委会及人大内务司法委直接监督法院与检察院,并通过法院与检察院督促公安局依法行政。但是,在现实的司法体制里,这个有法可依的合理监督次序与结构却被颠倒混乱了。法律上没有授权的各地中共政法委却越俎代庖,窃取了人大内务司法委的权力,成了当地司法的最高领导机关,统辖公检法。而且,地方上的公安局局长都是由地方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在重大案件上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还有人大内务司法委主任都要向公安局局长汇报工作、听候指示。在这个滑稽而混乱的司法体制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还可以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吗?人大的司法监督也是有名无实的,只好打肿脸充胖子自慰地对外宣称,人大不管个案。

上海司法不公正、贪官污吏逍遥法外与上海的现行司法体制相关。陈良宇及其帮派一统上海天下,在加强党领导一切的名义下,也控制了上海的司法权,不是中纪委亲临上海,陈良宇至今还逍遥法外、官运亨达。在强化政法委领导的司法体制里,只要抓住政法委书记一个人,就可以控制当地的司法权,有了司法权就可以黑白颠倒、为所欲为。现在,上海依然是政法委领导的司法体制。吴志明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又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如果上海市公安局被告上法庭,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就是吴志明,法院敢判吴志明败诉吗?即使哪个初出茅庐的法官敢判吴志明败诉,还有二审、还有政法委的内部协调,吴志明坚持要赢,法院院长敢冒犯吗?政法委定下的基调,公检法谁敢依法抗命?市委领导要保驾的贪官污吏奸商恶徒,公安局、检察院是否敢一查到底,法院会独立行使审判权吗?或许,有人敢违背领导旨意,但他还没有行使职权,自己的职务就被免除了。这些领导的旨意当然是通过政法委传达的。对于上海司法不公正、贪官污吏逍遥法外,吴志明作为统辖上海公检法的政法委书记是有责任的,但这不是他个人的过错,是这个体制造成的错误。我建议吴志明先生辞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之职,出任人大内务司法委主任的职位,可以依法掌握上海市的最高司法监督权。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堂堂正正地领导中国,理所当然地占据国家权力机关的主要职位,依靠宪法法律治理中国,没有必要仍然保持革命党、地下党的陋习,在合法的国家组织体系外另搞一套班子,通过非法的人治的方式来控制国家政权,这种治理方式在革命时期或革命成功的初期是必要的,但在执政时期是不可行的,会危害自己的政权。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可以“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它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已经健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也已发育完备,完全有能力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但是,它们至今还不能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监督权、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的原因,是与政法委这个机构的存在与干扰相关的。各地政法委已不适合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需要,成为国家法治化的阻碍,应当撤销这些机构,或转化这些机构的职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法律咨询机构。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目标应当是,虚化中共政法委、解放公检法、强化人大内务司法委。我建议,俞正声先生领导的中共上海市委应当通过人大实行司法监督,强化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地位,虚化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让公检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各自职权又互相监督与制约,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保证上海司法公正,纠正冤假错案,真正构建上海的和谐社会。

 

 

八、人大代表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需要人大代表的举手,各阶层各区域各群体使自己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也需要人大代表的举手。尽管目前中国的人大代表的普遍参政水平低下,个人的政治能力也不尽人意,但是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过程中,人大代表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们软弱的手一旦举起就是强硬的权力,因为他们拥有法定的立法权。

建立法治国家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良法,一切违宪的法律条款,违宪违法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及部门规章、文件都必须废除,不破不立,破除旧法比立新法更重要,更艰巨,需要拥有立法权的人大代表以夜继日地努力清理。2003年5月俞江、腾彪、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2004年12月、2006年4月冯正虎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侵犯出版自由权利的规章文件提出违法审查,要求国家新闻出版署归还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2007年11月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为首的43位学者、法律界人士,发表致国务院的公开信《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最近还有一批学者与维权人士正在审视中国所有违宪违法的法规条款及规章、司法解释,为中国人大通过中国政府已签约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好准备。但是,在这个维护宪法法律的提案人群中,现任的人大代表是缺位的。如果有拥有质询权的人大代表的参与,就可以直接进入法定程序,限时审查与废除违宪违法的旧法陋规,加快法治化的进程。上海的人大代表应当将上海市、全国的法规、规章及其文件检查一遍,在第十三届上海市人大会议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更多的违宪违法审查的提案,为实施中共中央提出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扫清障碍。

作为中国政治家的人大代表拥有修宪立法的权力,通过立新法破旧法来进行政治制度创新,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法可依,并在法律上巩固改革的每个成果。因此,人大代表可以享有中国人群中最高的言论自由,“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人大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都是公开的。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公开提出废除宪法序言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与提案也不受法律追究,有法定的言论免责权。相比之下,安徽省政协的汪兆钧先生就没有言论免责权,他的上书就有一定风险,不过有政协常委的身份,也算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本分,当局就默认了。南京师范大学的郭泉博士,是民盟盟员,他的上书可以算是友党诤言,仅由学校当局出面认定他提倡多党制的言论是 “违宪违法”的,给予发配到资料室工作的处分而已。没有政治身份的草民高智晟、郭飞雄、吕耿松等其他人公开上书或发表几篇反党文章,就要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其他变相的罪名,成为殉难的先驱者。因此,有言论免责权的人大代表应当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负有更大的责任,与时俱进的政治创新是他们的本分工作。

清除贪官污吏,必须依靠人大代表。中国的官场腐败已到了不可治愈的地步,也是民众最深恶痛绝的问题。上海的贪官污吏有几个是靠上海的纪检部门自己查出的,都是靠中央纪委派出巡查大员查出的。现在,上海也准备照搬这个纪检监察组织派驻体制和模式来应付反腐的压力。但《瞭望新闻周刊》第49期刊文对上海的做法提出质疑,没有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空降”纪委书记也会成俘虏。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破解反对腐败的难题,必须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反腐败不敢走群众路线,是真反腐败和假反腐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此文转载于2007年12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首版)但是,反腐没有人大代表的参与,一般群众根本不是贪官污吏的对手,大多数反腐英雄都没有好下场、历程坎坷、没有扳倒贪官污吏奸商恶徒,却把自己陷于冤狱苦难之中。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人大代表,他们有未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拘捕或者刑事审判的豁免权,享有其他法定的特权,可以不怕打击报复;他们有法定的调查权,可以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他们的活动经费,可以得到财政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明文规定: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所以,人大代表理应站在反腐的第一线,监督“一府二院”的官员就是人大代表的本分工作。乱世用重典,国家应当建立一项制度,本地区、本单位有贪官污吏逍遥法外,也应当追究所在地区、单位的人大代表监督不力的渎职责任。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人大代表发挥协调的作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最亟盼社会和谐,因为党政部门、司法机关与民众的对抗,此伏彼起的群体抗议事件,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的稳定。天真的普通百姓比当官的人相信党和政府,信以为《信访条例》能管住所有官员,信以为中国共产党还能领导一切。当他们受到司法不公正的伤害后,就会向党政、人大领导部门申诉,党政、人大部门的信访办肯定在《信访条例》规定时间内通知当事人,告知已转请法院处理,回复格式千遍一律,法院也司空见惯党政、人大部门的转信,不予理睬,我行我素,愤怒的受害者又继续向党政、人大领导部门申诉。这是一个无穷的怪圈,越来越多的民众卷入进去,每经历一圈增加了愤怒的情绪,减少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实际上,中国大大小小的法院已失去公信力,已失去保障社会正义与公众的作用,已失去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功能,相反地它们成了地方权贵的帮凶,可以随意破坏法律的权威,批量制造冤假错案,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对敏感的、领导交办的、有关系背景的、经济收益低的案件、等等法院认为麻烦又没有经济实惠的案件,法官都会采用司法不作为的手法对付提起诉讼的公民,而被剥夺诉权的公民或是处于无奈的地步,或是向党政部门不断上访,或是逼上梁山、揭竿而起。法官公然违法、随意剥夺公民的诉权已是普遍现象,这一个一个不起眼不受监督的小小事件正在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失败。著名律师李苏滨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官颠覆法律颠覆共产党政权。法官公然漠视中国法律及公众舆论,对司法受害者紧闭法院大门,把他们推向街头、推向北京、推向国际。成千上万的上访维权者历经恐吓、殴打、拘捕、判刑等各种磨难,变得更加坚定、成熟、有理智,不屈不饶地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地方官员、警察及地痞流氓已无法阻止上访维权者浩浩荡荡地走向街头、涌向北京。正如刘杰等万人签名的《中国万名访民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信》中的一段话,“当被压迫者通过抗争表明自己已超越了恐惧时,就是压迫者开始感到恐惧的时候了。被压迫者已经看到向他们抡起的棍棒和鞭子的手在颤抖。” 社会危机如火山岩浆将随时爆发,如何使冲突的双方化为和解?谁来调停矛盾,解开上访怪圈的死结?这个法定的调停人是人大代表,他作为人民代表的身份,与上访维权者没有利益关系与冲突,他的本职工作就是为民情愿,上通下达,他有权罢免行政不作为的行政官员、司法不作为的法官、检察官,也可以耐心细致地向上访维权者说法讲理,依法调解矛盾,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但是,现在这些调停人却被闲置着,他们也索性清闲偷乐、坐山观虎斗,看着党政要员急得团团转,上访维权者处于水深火热中。中国共产党真心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应当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要求他们履行职责,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帮助上访维权者排忧解难,依法督促相关部门解决问题,平息矛盾。例如,上海市八百多个人大代表每三人受理与督办一件上访申诉案,区级人大代表也可以这样,一年就可以解决上千件上访申诉案,不需要警察及行政官员的非法截访,上海社会就会和谐了。

当然,谁都知道现在的人大代表是什么货色,人大代表的政治不作为一直受到公众的非议,但是人大代表作为人民代表的社会角色是不可轻视的,他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

 

我记得,八十年代我担任上海最有影响、最具实力的社团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时期,1987年元旦在一本介绍本会小册子的扉页上题写了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宗旨:我们的事业就是致力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20年过去了,虽然我与很多朋友个人遭受了各种磨难,甚至被边缘化,中国社会也经历六四屠杀、清洗法轮功、官商勾结掠夺财产(城乡圈地运动、国企私有化等)三场劫难,但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您是反对,还是赞成,无论您喜欢称为资本主义的,还是标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中国基本上建立,大部分国有企业已转化为私有或民营企业,以资产经营为职业的企业家阶层也已崛起。我们今天能站着指点江山,独立地抨击权势者的侵权行为,也是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经济自由了,只要吃自己的饭,就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跛脚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一系列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成果,但也造成不公平、不公正、不和谐的社会危机,这正是再次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与机会。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走一条类似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路线,完善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步转化成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议会体制,把现在的人大代表改造成真正的政治家。它的转变过程比经济体制改革容易,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是摸着石头过河、无法无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法可依的,只要兑现宪法及相关法律,要求人大代表履行法定的职责,人大代表就可以转变成真正的人民代表—中国的政治家,有这些真正的人民代表主导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也就成为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议会。我们希望各地区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参加人大代表竞选,但按现行规定也只有区县级人大代表可以直选。因此,可以通过执政党的需要与人民群众的压力,直接迫使现有的人大代表自觉转化或淘汰,主动为选民服务,促使中国政治家阶层的崛起。而且,还要更大程度地、不分信仰与主义地争取各地区各阶层各群体的代表人物参政,包括反对派人物,让各种利益的诉求都反映到人大会议上,通过议会斗争与妥协,化解社会冲突的危机,达成社会和解与稳定。如果每一人大代表都真正开始履行法定的职责,对治理中国的本职工作负起责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有所作为,那么就可以避免一场由群体事件引发的暴力革命,有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平地进行社会转型,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尊重人权、和谐的新中国。

 

写于2007年12月18日上海仁和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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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民代表在干什么?

中国的人民代表在干什么?

冯正虎

 

中国有人民代表吗?通常的称呼是“人大代表”,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县区级人大代表是直选的,县区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是由下一级代表大会推选出,为召开一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会而存在,需要他们在几天的会议上举手通过一府二院的工作报告,他们没有反对意见的质询案,大会就可以喜气洋洋,圆满结束。如果你们就是人民代表,你们就应当对人民负责,听取人民的意见,接受人民的监督,依法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精于立法,严格监管一府二院的工作及审议发展规划及重大项目,在会议期间及闭会期间对任何违宪违法的行政与司法行为实施法律监督,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人民不是抽象的,是一个个活活生的公民,也是你们的选民。虽然中国人民没有直接选举县区级以上的人大代表,但这些有权制定法律法规的人大代表还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产生的,你们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就必须为人民服务,理直气壮地行使治理全国或地方的权力。

而且,我通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人大代表”就是人民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理应是人民授权治理国家的中国政治家,法律授予人民代表的职权与地位大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官僚、审判机关的法官及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官。国家的法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制定通过的,地方法规是省直辖市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制定通过的,而且人民代表有权监督法律实施、有权任免行政高官、法官及检察官。问题是我们的人民代表是否尊重自己,是否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手中权力、是否明白自己就是负有治理中国责任的政治家?目前,绝大多数在其位谋其政的中国政治家都是业余兼职的,怎么有时间与精力去顾及国事,连个履行人民代表职责的办公室及经费也没有,极大多数选民不知道人民代表在哪里专心致意地从事治理国家事务的本职工作。其结果使官僚独断专行、法官随意立法,受到冤屈的公民直接上访中央、地方的党政机关,而不是去找自己选区的人民代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谁也不怕谁,社会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的局面。一个大国没有一大批精于立法、严于监管执法者、司法者的政治家守护着,就会出现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徇私枉法我行我素、公民上访怨声载道、欺下瞒上尔虞我诈、莺歌燕舞惟缺信念的乱世现象。这是中国政治家的失职,也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家的缺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是要让全国及省直辖市数万名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工作有保障,并负起责任,致力于国事,保证社会公正与和谐。让人民代表成为真正的中国政治家,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人民代表自己要努力去实现的头等大事。

人民代表,尤其全国人大代表与省直辖市的人大代表,你们的职权是什么?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审查一府二院的工作报告及重大规划、提出意见或质询案、任免政府主要官员及法官、检察官,来制约一府二院的行政、司法行为,保证宪法与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其中,最更重要的是伸张社会正义、保证司法公正。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只要法官公正司法,就可以督促与保证行政官员的依法行政;只要人民代表立良法、动用罢免法官的权力,就可以督促与保证法官严格遵守法官的第一义务:严格遵守宪法与法律。而且,每一个公民必须有义务去监督和帮助人民代表履行职责与义务,要让人民代表知道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否是良法、谁在违宪违法,使人民代表有效地运用手中的权力来督促与保证“一府二院”依法行政、司法公正。人民代表应当依法受理本选区公民的上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条、第六条规定的。

中国的行政、立法是在进步。我们去政府机关办事看到公务员的笑脸、在马路上看到警察的笑脸比过去更灿烂;我们也看到大批法律法规在加速生产,到了每年12月5日法制教育的横幅标语遍地挂满。但是,司法没有进步,除了法院大楼盖得更气派、法官穿上了法袍,其他什么也没有变,只不过增加了一些穿法袍的党政官员而已,有些地方法院已沦落为地方行政部门非法行政或豪富不正当敛财的帮凶,致使国家的统一法制分崩离析,亵渎法院的尊严,诋毁法律的权威,社会正义与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司法不公正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最近的公开讲话中也承认这个事实。最近,中国的十大杰出律师、闻名中外的大律师高智晟先生也对中国的司法公正失去信任,惟以绝食的方式来维护公民的权利。诚如高智晟律师所言,“作为一名律师,一名维权律师,却不得不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来维护本应该用法律来维护的中国公民的权益,这是一种扭曲和无奈,但恰恰的体现了我们生活在最别扭、最悲哀的时代。”“当法律渠道出现被堵死的时候,我们只能使用最原始的身体作为资本去抗争,为了人生存的最低的道德底线、人类最基本的尊严、以及人类文明价值的存在!”高智晟律师2月4日发起的维权绝食声援接力运动正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国掀起。如果中国司法是公正的、法律的管道是通畅的,我们中国公民还需要这种绝食的方式去争取与捍卫公民的宪法权利吗?

中国是法制社会,也就是有法律制度的社会,但还不是法治社会,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宪治国的社会。法制与法治是一字之差,但含义迥然不同。在法制社会里,有法律制度,但没有人去遵守,权力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法律谋私利,也可以随意制定违宪的法律、违法的行政、地方法规及规章,实际上还是人治社会。但是,法制社会要比没有法制的社会是进步了,至少行政、司法还有一个程序,无任作恶,还是行善都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在法律时代,背叛正义所需的已不再是暴力,而是技巧。这类技巧无非两种,一是曲解法律,二是玩弄证据。权力机构不受制约,法律就会成为权力者掌中的玩物。没有忠于法律的信念,司法程序形式上的公正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只需要有偏记、偏写、偏听的技巧,也可称“一半原理”,就能轻而易举地制造一个冤假错案。在审讯时,记录一半供述;在写起诉书时,拼凑一半证据;在一审时,偏听公诉人的这一半,忽视被告人的那一半;在二审时,偏听一审判决的这一半,不听上诉人的那一半。被告人有辩解、上诉、申诉的权利,司法工作人员可以不记、不写、不听,其结果偏听则暗,冤假错案就成定局。所以,在法制社会里,制造冤假错案也是很容易的,而且法院就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法院的司法不公正就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祸根。

法院是法律实施的裁判者,它的权威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无论是依法审判,还是依法纠错,都是在增强法律的权威,同时也在提高司法部门的公信力。法院是解决个人、团体、国家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的最终裁判所,也是保证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它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也是冤假错案的清除者。如果法院都不顾法律的权威,只是顾及本部门或行政部门的利益,制造冤假错案、坚持错案或拖延受理申诉,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公正而言。没有司法公正,就没有法律权威,行政部门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例比比皆是、人们只能在没有法律秩序的社会中冲撞,用权力金钱或身体去维护或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能持久稳定吗?无论是高官厚禄之士,还是山野的草民,都有可能祸在旦夕,没有安全感。

实际上,中国的法院仍依附于党政部门,不是具有独立审判权的司法部门,不可能成为中国司法公正的最后防线。因此,我们不再迷信法院的公信力,也不会寄望法官的公正,处于向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更需要人民代表来守护司法公正,督促法官严格遵守宪法与法律。人民代表的职责不仅仅是立法,而且更主要的是保证法律的实施。用通俗的话来说,不能只生孩子,却不负养孩子的责任。除全国人民代表有立法权之外,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区县级的人民代表连制定法规的权力也不具备,他们主要的职权就是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因此,守护司法公正是人民代表的首要职责。人民代表应当通过典型的个案来实施对行政执法及法院司法的监督,而且更主要的是督促法院司法公正,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得到贯彻。

当然,人民代表对处于一审、二审阶段的个案可以不发表意见,不去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应当尊重法院的审判权。但是,人民代表对法院终审判决或裁定的个案可以进行审查监督。如果司法审判的终审是不公正的,人民代表应当接受选民的上访申诉,并对不公正的个案进行审查监督。司法不公正的案例一般就有二种情况:(1)法官依据的地方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是违背宪法法律的;(2)法官不依法审判或徇私枉法。第一种情况要依法修正地方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第二种情况可以向法院提出意见或质询案,或者要求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的职权,也可以向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及其他有关司法监督部门提出意见或质询,也可以对典型案例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依法对徇私枉法或不履行法官第一义务的法官提起弹劾。人民代表的这些职权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有关条款上已明确规定。

因此,中国公民有权请求人民代表关注侵犯公民权利及司法不公正的问题。而且,各级人民代表应当有义务接受本选区公民的上访申诉,为民请命,履行人民代表的职权,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的遵守与执行,保持国家法制的统一与社会稳定,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2006年2月15日

 

 

中国的人民代表在干什么?

 

中国有人民代表吗?通常的称呼是“人大代表”,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县区级人大代表是直选的,县区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是由下一级代表大会推选出,为召开一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会而存在,需要他们在几天的会议上举手通过一府二院的工作报告,他们没有反对意见的质询案,大会就可以喜气洋洋,圆满结束。如果你们就是人民代表,你们就应当对人民负责,听取人民的意见,接受人民的监督,依法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精于立法,严格监管一府二院的工作及审议发展规划及重大项目,在会议期间及闭会期间对任何违宪违法的行政与司法行为实施法律监督,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人民不是抽象的,是一个个活活生的公民,也是你们的选民。虽然中国人民没有直接选举县区级以上的人大代表,但这些有权制定法律法规的人大代表还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产生的,你们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就必须为人民服务,理直气壮地行使治理全国或地方的权力。

而且,我通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人大代表”就是人民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理应是人民授权治理国家的中国政治家,法律授予人民代表的职权与地位大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官僚、审判机关的法官及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官。国家的法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制定通过的,地方法规是省直辖市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制定通过的,而且人民代表有权监督法律实施、有权任免行政高官、法官及检察官。问题是我们的人民代表是否尊重自己,是否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手中权力、是否明白自己就是负有治理中国责任的政治家?目前,绝大多数在其位谋其政的中国政治家都是业余兼职的,怎么有时间与精力去顾及国事,连个履行人民代表职责的办公室及经费也没有,极大多数选民不知道人民代表在哪里专心致意地从事治理国家事务的本职工作。其结果使官僚独断专行、法官随意立法,受到冤屈的公民直接上访中央、地方的党政机关,而不是去找自己选区的人民代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谁也不怕谁,社会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的局面。一个大国没有一大批精于立法、严于监管执法者、司法者的政治家守护着,就会出现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徇私枉法我行我素、公民上访怨声载道、欺下瞒上尔虞我诈、莺歌燕舞惟缺信念的乱世现象。这是中国政治家的失职,也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家的缺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是要让全国及省直辖市数万名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工作有保障,并负起责任,致力于国事,保证社会公正与和谐。让人民代表成为真正的中国政治家,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人民代表自己要努力去实现的头等大事。

人民代表,尤其全国人大代表与省直辖市的人大代表,你们的职权是什么?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审查一府二院的工作报告及重大规划、提出意见或质询案、任免政府主要官员及法官、检察官,来制约一府二院的行政、司法行为,保证宪法与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其中,最更重要的是伸张社会正义、保证司法公正。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只要法官公正司法,就可以督促与保证行政官员的依法行政;只要人民代表立良法、动用罢免法官的权力,就可以督促与保证法官严格遵守法官的第一义务:严格遵守宪法与法律。而且,每一个公民必须有义务去监督和帮助人民代表履行职责与义务,要让人民代表知道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否是良法、谁在违宪违法,使人民代表有效地运用手中的权力来督促与保证“一府二院”依法行政、司法公正。人民代表应当依法受理本选区公民的上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条、第六条规定的。

中国的行政、立法是在进步。我们去政府机关办事看到公务员的笑脸、在马路上看到警察的笑脸比过去更灿烂;我们也看到大批法律法规在加速生产,到了每年12月5日法制教育的横幅标语遍地挂满。但是,司法没有进步,除了法院大楼盖得更气派、法官穿上了法袍,其他什么也没有变,只不过增加了一些穿法袍的党政官员而已,有些地方法院已沦落为地方行政部门非法行政或豪富不正当敛财的帮凶,致使国家的统一法制分崩离析,亵渎法院的尊严,诋毁法律的权威,社会正义与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司法不公正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最近的公开讲话中也承认这个事实。最近,中国的十大杰出律师、闻名中外的大律师高智晟先生也对中国的司法公正失去信任,惟以绝食的方式来维护公民的权利。诚如高智晟律师所言,“作为一名律师,一名维权律师,却不得不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来维护本应该用法律来维护的中国公民的权益,这是一种扭曲和无奈,但恰恰的体现了我们生活在最别扭、最悲哀的时代。”“当法律渠道出现被堵死的时候,我们只能使用最原始的身体作为资本去抗争,为了人生存的最低的道德底线、人类最基本的尊严、以及人类文明价值的存在!”高智晟律师2月4日发起的维权绝食声援接力运动正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国掀起。如果中国司法是公正的、法律的管道是通畅的,我们中国公民还需要这种绝食的方式去争取与捍卫公民的宪法权利吗?

中国是法制社会,也就是有法律制度的社会,但还不是法治社会,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宪治国的社会。法制与法治是一字之差,但含义迥然不同。在法制社会里,有法律制度,但没有人去遵守,权力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法律谋私利,也可以随意制定违宪的法律、违法的行政、地方法规及规章,实际上还是人治社会。但是,法制社会要比没有法制的社会是进步了,至少行政、司法还有一个程序,无任作恶,还是行善都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在法律时代,背叛正义所需的已不再是暴力,而是技巧。这类技巧无非两种,一是曲解法律,二是玩弄证据。权力机构不受制约,法律就会成为权力者掌中的玩物。没有忠于法律的信念,司法程序形式上的公正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只需要有偏记、偏写、偏听的技巧,也可称“一半原理”,就能轻而易举地制造一个冤假错案。在审讯时,记录一半供述;在写起诉书时,拼凑一半证据;在一审时,偏听公诉人的这一半,忽视被告人的那一半;在二审时,偏听一审判决的这一半,不听上诉人的那一半。被告人有辩解、上诉、申诉的权利,司法工作人员可以不记、不写、不听,其结果偏听则暗,冤假错案就成定局。所以,在法制社会里,制造冤假错案也是很容易的,而且法院就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法院的司法不公正就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祸根。

法院是法律实施的裁判者,它的权威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无论是依法审判,还是依法纠错,都是在增强法律的权威,同时也在提高司法部门的公信力。法院是解决个人、团体、国家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的最终裁判所,也是保证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它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也是冤假错案的清除者。如果法院都不顾法律的权威,只是顾及本部门或行政部门的利益,制造冤假错案、坚持错案或拖延受理申诉,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公正而言。没有司法公正,就没有法律权威,行政部门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例比比皆是、人们只能在没有法律秩序的社会中冲撞,用权力金钱或身体去维护或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能持久稳定吗?无论是高官厚禄之士,还是山野的草民,都有可能祸在旦夕,没有安全感。

实际上,中国的法院仍依附于党政部门,不是具有独立审判权的司法部门,不可能成为中国司法公正的最后防线。因此,我们不再迷信法院的公信力,也不会寄望法官的公正,处于向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更需要人民代表来守护司法公正,督促法官严格遵守宪法与法律。人民代表的职责不仅仅是立法,而且更主要的是保证法律的实施。用通俗的话来说,不能只生孩子,却不负养孩子的责任。除全国人民代表有立法权之外,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区县级的人民代表连制定法规的权力也不具备,他们主要的职权就是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因此,守护司法公正是人民代表的首要职责。人民代表应当通过典型的个案来实施对行政执法及法院司法的监督,而且更主要的是督促法院司法公正,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得到贯彻。

当然,人民代表对处于一审、二审阶段的个案可以不发表意见,不去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应当尊重法院的审判权。但是,人民代表对法院终审判决或裁定的个案可以进行审查监督。如果司法审判的终审是不公正的,人民代表应当接受选民的上访申诉,并对不公正的个案进行审查监督。司法不公正的案例一般就有二种情况:(1)法官依据的地方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是违背宪法法律的;(2)法官不依法审判或徇私枉法。第一种情况要依法修正地方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第二种情况可以向法院提出意见或质询案,或者要求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的职权,也可以向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及其他有关司法监督部门提出意见或质询,也可以对典型案例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依法对徇私枉法或不履行法官第一义务的法官提起弹劾。人民代表的这些职权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有关条款上已明确规定。

因此,中国公民有权请求人民代表关注侵犯公民权利及司法不公正的问题。而且,各级人民代表应当有义务接受本选区公民的上访申诉,为民请命,履行人民代表的职权,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的遵守与执行,保持国家法制的统一与社会稳定,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2006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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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捍卫出版自由的宣言

中国公民捍卫出版自由的宣言

冯正虎

 

中国公民冯正虎收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法规[2008]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分别用邮政特快专递分别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寄送行政起诉状,状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一场争取与捍卫中国公民的自由出版权利与著作权人权益的行政诉讼,在中国拉开序幕。

我们提出三项诉求:1. 依法撤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对冯正虎、上海天伦有限公司〈关于〈日本企业〉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许可及备案的申请〉的答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法规[2008]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 纠正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及其下属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判令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法行政、违宪违法的规章应当及时废除;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判令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归还作者的自由出版权利与著作权,准许作者自行发行出版自己的作品。

 

 

一、出版自由案例的诞生

 

冯正虎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创作的新作《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上海版权局作品登记号:09-2007-A-248),是国际上第一本全面介绍日本企业的中文版日本企业信息大全。本书介绍3万余家日本企事业单位以及日本47个省级地方的最新概况,还编著了对日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必备知识,完整地反映了日本企业的现状以及日本对华投资贸易的现状。本书利用国际上最新的电子书制作技术,把A4版面近6千余页的浩瀚信息汇于一张光盘CD,数据最新、资料翔买、检索迅速、携带方便。

这样一本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之作于2007年9月制作成品,但是现在还不能让国内的中国公民分享我们的成果,经历近五个月的行政审批及复议,现在还要进入司法诉讼程序,或许等到出版之时已是一本没有阅读价值的旧作。作者享有中国宪法法律规定的出版自由权利及著作权是多么艰难,这是中国的特色,或许世界上中国不是唯一的,大概其他没有法治的国家也是这样吧。

我们作为《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著作权人,根据中国特色的办事方式,这部作品制作完工后,自愿支付100元人民币向中国官方的版权局进行作品登记,获得上海版权局的作品登记证书,作品登记号:09-2007-A-248,以此证明我们是本书的著作权人,可以享受中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权益,受中国政府保护。

据官方介绍,这张政府部门颁发的作品登记证书,打官司时派用处,中国的法院认可官方的证明。然后,我们又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八条、《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第三条第十五款,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提出《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许可及备案的申请。

但是,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地方行政机关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没有履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自己制定的规章及受理备案的义务。而且,没有法律依据擅自规定,出版物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这一规定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权,侵犯了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对冯正虎、上海天伦有限公司〈关于〈日本企业〉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许可及备案的申请〉的答复》仅是歪曲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法规[2008]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错误更严重,连与新闻出版相关的唯一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条款也写错,而且歪曲法律关于发行的明确定义。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及侵权规定,致使中国公民的作品无法在中国出版发行,侵犯了中国公民的自由出版权利与著作权人的权益。

 

二、官方批准的出版单位独占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这是违宪违法的部门规定。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是以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长期以来对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的误读为依据,他们认为,“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出版物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设立出版单位应当依法办理许可手续,即《日本企业》应当由依法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换言之,除了官方批准的出版单位,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这就表明中国公民没有出版自由权利,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人的权益也不受中国政府保护。这是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为了垄断出版的利益,长期以来通过文件颁布与非法行政强化了这个认识。事实上,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也不敢公然剥夺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根本也没有为出版单位这个商业机构谋取垄断权力的条款。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九条(“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仅处于本条例的《第二章出版单位的设立与管理》之中,是针对出版单位而言。这一规定是明确了出版单位的法定经营范围,授予出版单位可以经营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权利,但不是授予出版单位可以垄断经营出版物的权力,更不应该把这一条款曲解为禁止著作权人自行出版的条款。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九条没有列在本条列的《总则》中,不是对全体中国公民的要求,而且没有类似《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八条的禁令性法律用词。但是。在本条例《总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力求保护中国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的条款,即“第五条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

出版单位是什么性质的单位?是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商业单位,唯利是图是它们的本质,自主经营是它们的权利。它们可以不出版发行没有盈利或不感兴趣的任何出版物,还可以奉命禁止发行已经出版的出版物,根本不顾作者的意愿,任何公民也没有权利要求它们履行出版的义务,因为它不是行政机关,它没有行政许可权。靠出版单位承担起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的出版管理职责,不仅使中国出版单位的创新能力萎缩,还会产生中国特色的出版腐败—-出卖书刊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中,作品的创作人(公民或单位)是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人的权利,而出版单位仅是邻接权人,也就是出版单位在取得专有出版权后,在传播作品中产生了自己的权利,即对出版物享有邻接权。没有作者的出版权利,也就没有出版单位的出版权利,出版单位的出版权利仅是作者出版权利的派生。出版单位本身没有著作权人的权利,所以需要新闻出版部门根据法规许可它能经营这种具有著作权的文化产品。但是,中国公民的出版权利已有宪法及相关法律予以保障,也就根本不需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多此一举做出许可的规定,而且法律也没有授权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拥有限制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的权力。

中国现行的出版管理体制就像烟草专卖经营体制一样,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就像烟草专卖局,大大小小的出版单位都是有专卖许可证的烟草商店,其他个人或单位一律不许自行出版,包括著作权人。而且,大大小小的出版单位都必须听命于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它们的生存权(经营许可证与书刊号)掌握在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手中,决定作者是否可以出版的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当它随意禁止一本书的出版时,出版单位必须服从,谁也不敢依法抗争。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一方面把中国公民依法行使出版权利的行为认定为“非法”,另一方面允许这些靠它施舍生存权的出版单位独占著作权人的出版权,其目的就是使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压力下,继续维持行政部门的利益,独占中国公民的出版权益。按道理说,在出版领域里,真正的主人是作者,新闻出版部门的官员是靠纳税人养活的、是应当为人民服务的仆人,具有邻接权的出版单位是作者的邻居,也是受主人邀请进来帮忙的客人,但是这个正常、和谐的关系却在中国的出版领域里被颠倒了,仆人赶走主人,霸占主人的家产,客人也乘机反客为主,主人使用自己的财产时还要得到奴仆与客人准许,甚至还要支付费用(书号管理费等)。从中国的宪法法律来判定,中国长期实施的新闻出版专卖管理体制是违宪违法的,这种管理体制及其形成的潜规则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完全依靠行政强权支撑着,它与中国法治化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与我们根据《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提出《日本(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许可申请的事项没有关系。如果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总则中有这样的条款:国家实行出版物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发行的许可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著作权人)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许可,不得出版发行任何形式的出版物(包括自己的作品)。相应地,《出版管理条例》还要增加出版单位必须出版公民作品的义务。中国公民就不麻烦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会依法向某个出版单位提出出版发行请求。但是,现有的《出版管理条例》没有这些条款,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不能越权授予出版单位垄断权,允许出版单位可以独占中国公民的出版权利。当然,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可以提议国务院修改《出版管理条例》,进一步满足自己部门的利益,但《出版管理条例》未修改之前,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也不能擅自主张,必须格守尽责、依法行事。如果国务院满足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权欲,修改出来的《出版管理条例》会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通不过,即使通过了也要遭到违宪违法审查。

 

 

三、决不容许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有法不依、违宪违法的规章又不废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出台后,《出版管理条例》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规章文件涉及到违宪违法的部分应当修改或废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应当更充分地保障公民的法定权利。但是,如果行政部门为了维持自己的部门权力不愿废止,一般公民也只好遵守,因为一般公民没有废除规章的权力,只有法院才有终止违法的规章文件停止执行的司法审判权。面对行政部门的恶规陋章,颁发者没有收回,法院还没有裁定废除之前,行政官员也应当执行,不能擅自不作为。

我们是《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著作权人,不是出版单位;我们申请许可及备案的项目是很具体的一本书,根本没有提出设立出版单位及发行单位的许可申请。但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答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都是答非所问,没有履行它的审批职责,没有直接批复申请人关于《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许可申请是否批准或不同意。

根据《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国家对电子出版物出版、复制、进口、发行实行许可证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从事前款规定的电子出版物经营活动。……。”这条规定是放在本规章的总则中,而且是指向所有中国公民。“任何单位和个人”也就不仅仅指出版单位,是包括所有的人及单位;“……未经许可,不得从事……,就是禁令式的条款。所以,我们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提出许可申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审批许可,都是这部规章的要求。我们不敢违抗恶规陋章,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也必须履行审批职责,否则就是行政不作为。尽管这部规章已违宪违法、破绽百出但没有废止之前,我们与上海新闻出版局也只能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新闻出版部门的行政不作为或不许可,都是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未经新闻出版部门的许可,我们当然不敢出版,只好让有益于社会的好作品被摧毁,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遭受侮辱,谁愿意为出版一本书再去坐牢?

在本文中我们不用很大篇幅提出对《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的批评,其实这个部门规章不仅违法,而且脱离现实社会,很多规定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自己都无法认真执行。例如,本条例第二章已成为可笑多余的规定,电子技术的普及化使每个法人单位或个人都有能力把信息作品制作电子出版物向客户销售或赠送,这种技术上简便快速使99%的单位根本没有想到备案,倒不是故意要冒犯行政部门的规章。而我们这些为数极少的备案者就显得迂腐,当我们去备案时,连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觉得奇怪,还要请示上级领导,因为即使备案也是没有下文的,他们已经没有备案回复的配套措施。但是,这份过时的规章既然没有废除,也没有修正,还是有效力的。我们小小老百姓是不敢冒犯的,还是恭恭敬敬地当一回事为好,免得受到行政部门的“选择性惩罚”。

根据《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规定称电子出版物,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磁、光、电介质上,通过计算机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使用,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并可复制发行的大众传播媒体。媒体形态包括软磁盘(FD)、只读光盘(CD-ROM ),交互式光盘(CD-1 ),照片光盘(Photo-CD)、高密度只读光盘(DVD-ROM)、集成电路卡(IC Card )和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其他媒体形态。电子出版物的制作、出版、复制、进口、发行适用本规定。销售计算机设备或者其他商品附赠电子出版物的,适用本规定。举办电子出版物展览、展销、订货会的,适用本规定。”因此,我们制作的《日本企业(2007-2008年)》中文简体版肯定可以称电子出版物,也应当适用本规定。

《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国家对电子出版物出版、复制、进口、发行实行许可证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从事前款规定的电子出版物经营活动。电子出版物经营单位应当在其经营场所张挂许可证,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电子出版物经营单位不得超越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电子出版物经营活动。”本规定没有明确指明不包括作者自己出版发行自己拥有著作权的电子出版物,还是仅指以电子出版物为商品经营的电子出版物经营单位。如果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是包含作者自己出版发行自己拥有著作权的电子出版物也需要行政许可这个含义,那么这个条款就会违背上位法。宪法、著作权法、行政许可法及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都没有授权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可以制定这项权力,这是越权,是侵犯公民的著作权。如果新闻行政部门作出解释,认为我们这些作者可以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权利,即销售或赠送自己的作品是不需要行政许可的,我们当时也就会撤回行政许可申请。

但是在《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还没有废止之前,我们还是愿意先按许可的办法办理一下。根据本规定第二条的含义,如果任何单位和个人经许可、就可以“从事前款规定的电子出版物经营活动”。其实,我们只需要很小很小的电子出版物经营活动范围,只要让作者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权益,能发行自己创作的作品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向上海市新闻出版管理局提出《日本企业(2007-2008年)》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许可。同时,根据《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二条及其他相关条款的规定,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是受理并审批这项行政许可的具体行政部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应当履行职责受理许可申请,及时审核并报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我们知道,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很清楚它执行规章的后果,将会有成千上万的公民都会将自己的作品直接寄送它审批,而且它还必须批准出版发行,如果无法律依据不批准,就会遭受成千上万件行政诉讼官司,这个部门将会被这项审批及诉讼的工作压垮。但是,它们现在以这种答非所问、蒙混过关的方式也是无法抵挡中国公民要求享有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人权益的浩浩荡荡的潮流,我们仅是一个开头而已。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当尽快主动废除所有违宪违法的、不合时宜的规章文件,才可以摆脱自己处于“不执行规章文件是行政不作为,执行规章文件又是导致违宪违法的行政后果”的尴尬境地。

 

 

四、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必须遵守中国宪法法律,归还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应当认真学习一下中国的宪法法律,法律条款都是有严格表述的界定,不可以仗势随心所欲,任凭公权侵犯公民的合法私权。起草行政复议决定书也要认真,不应该出现法律条款写错的严重错误。我们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的行政复议书中明确写道: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具体行政行为致使申请人无法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六项规定的权利(“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使一本已在上海市版权局登记备案的好作品无法面世,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行政复议决定书却错误认为原告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六项,它由此又对发行权作了含糊不清的解释。事实上,原告根本没有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六项,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也没有这一款这一项,第六条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没有后续什么款项。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应当重新发文更正它们的错误,法院仅凭适用法律错误这一点就可以判决撤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法规[2008]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国家文书是不可以马虎的,盖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门大章就应当负责任。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让大家找不到发行的法律定义,他们就可以自由解释,把发行的概念搞得玄乎,把公民依法自行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与出版单位以他人出版物作为商品经营的出版发行行为混为一谈,让中国民众糊里糊涂地被剥夺了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权。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发行权的解释是明确的,而且就是在本法律第十条第六项中明文指出,“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而且在本法律第十条中还明文规定,“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自己的权益,但不可以自己行使自己的权益,这是什么强盗逻辑?或许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及各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信奉,但中国民众已不接受这个强盗逻辑。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为,《出版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3号)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效力高于规章。这表明它还懂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那么它也应该知道,宪法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与出版物相关的宪法法律是什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规章《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都不可以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都是有严格区分的,不可以混淆。《出版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不是指法规、规章或者文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换言之”就是擅自越权。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申请人在行使出版自由时,还应遵守《出版管理条例》、《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申请人作为《日本企业》的著作权人,应通过依法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该作品。”这个认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甚至违反《出版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该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应当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该法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它条件。”比宪法、法律低一层次的下位法规《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43号令)第五条规定:“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该条例第二十四条还明确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成果。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阻止、破坏出版物的出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规章文件都不可以超越上述宪法法律法规的规定。

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业务的违法行为规定了明确的处罚条款。这个条款仅适用于以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为经营业务的单位或个人,与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具体权利是无关的。这些从事出版物出版、印刷、复制、进口、发行单位或个人对出版物没有著作权,不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权利,出版单位得到作者授权后才有邻接权,因此这些出版、印刷、复制、进口、发行单位或个人经营出版物当然要得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许可,还要得到作者的授权,未经准许擅自经营作者的出版物,就是侵权行为,理应受到处罚。作者自行出版、印刷、复制、销售自己的作品是合法的,是依法行使著作权人的权利。中国的现行法律是保障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法无明令限制或禁止中国公民行使著作权人的权利。在当今的现代中国,一个作者(个人或单位)拥有一台电脑、一台激光打印机、一台DVD刻录机、甚至一台小型的复印机都不是难事,把自己的作品印制成册或做成电子出版物都是轻而易举的,作品可以赠送或出售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感兴趣的其他人,自己认为好的作品随时可以放在网上公开发表,这些都是出版发行的行为。中国公民行使著作权要经过谁的批准?如果用《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来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那么新闻行政部门就大错特错。其结果,有知识的中国公民(包括这些官员自己)都有可能在违法犯罪,或许中国有上亿个违法犯罪嫌疑人。因为从一般识字的工人、农民到大学生、科学家、作家都会创作一些文字性的东西,有的只是一张纸,有的是厚厚一本,赠送自己的朋友或者销售给需要这些知识的人。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在网上写几句见解或发表一篇文章都是很自由的。这些作品印刷、复制、出版或发行都没有得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

中国现行的新闻出版专卖管理体制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没有益处的,反而危害中国的健康发展,扼杀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是中国出版领域腐败的根源。作品的创造是最有创新力的活动,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科学技术的创造都依赖于自由出版的环境,作品能否出版应当由作者自己决定。没有出版单位出版,他可以自己印制出版。作品对社会公开,对社会有益,就会激发作者的创造力,不断创新。每个人的创新就形成了国家的创新能力。没有自由出版的环境,就会萎缩个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最终还会导致整个民族、国家没有想象力与创新能力。垄断就没有竞争,出版单位可以不求上进,靠出卖书刊号也能获取利益。出卖书刊号是中国特色的腐败,或许世界上是唯一的,这是新闻出版专卖管理体制的必然结果。国际统一标准书刊号是便于图书报刊管理登记的编号,各国都鼓励公民出版图书报刊时使用,免费发放的。中国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许也是免费发放给出版单位的,但为什么出版单位会出卖,而且屡禁不止。如果每个公民都可以依法行使自由出版权利,出版单位的书号还可以卖给谁?中国特色的腐败也就彻底消灭了。

在胡锦涛主席大力推行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治国方针下,中国公民的法治意识已经日益普遍提高,树立了“法无明令禁止即自由”的法治意识。因此,行政部门也应当与时俱进,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树立法治观念,不能仍局限于“法没明令规定即禁止”的人治观念,应当改革新闻出版专卖管理体制,建立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和谐、依法行政的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现在,应当正本清源,划清行政部门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定。中国法律法规规章没有明令禁止:作者(个人或单位)不得编辑、印刷、复制、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作者编辑、印刷、复制、出版、发行哪一类的作品内容是由作者自己决定的,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自由的权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权人的基本权利。现阶段,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只要不违反《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禁止条款,作者应当可以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每部出版物都是合法的。无论著作权人自己印制的作品,还是没有书刊号的作品,都可以公开发行,并且依照《著作权法》第十条享有著作的收益权。

因此,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必须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法律的制约,应当归还原本就属于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

 

2008年3月1日上海仁和苑

 

附录:

 

1. 捍卫中国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的诉讼案

 

2007年9月15日 作者经历了一年的辛劳、花费钱财终于制作完成国内第一本《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作者不愿向出版单位购买书号或支付变相的出版管理费,决定自行出版发行,依法行使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权人的法定权益。

2007年9月21日 作者根据国家版权局制定的《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向上海市版权局登记《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

2007年10月25日 收到上海市版权局经审查后于10月19日颁发《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作品登记证书,其登记号:09-2007-A-248。由此凭证,本书的著作权是经中国政府认可的,并受中国法律的保护。

2007年11月1日 作者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寄送《关于〈日本企业〉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许可及备案的申请》,要求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根据《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许可规定准许作者自行出版自己的作品,即享有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

2007年11月7日 作者收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11月6日签发的公函:关于对冯正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日本企业〉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许可及备案的申请》的答复。该答复是答非所问,对申请人提出要求自己出版发行自己的上述作品的具体请求没有直接回复是否可以,这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行政不作为。

2007年12月3日 作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2007年12月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签发了《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新出法函[2007]008号)。

2008年2月8日、2月16日 作者分别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2月1日签发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新出法规[2008]195号)。该决定也是类似于上海新闻出版局的答非所问。而且,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没有法律依据擅自规定,出版物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这一规定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权,侵犯了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2008年2月15日、3月1日 作者用邮政特快专递分别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寄送行政起诉状,状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2008年3月8日 作者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表示歉意的信函及更正错误后重新签发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新出法规[2008]195号)。

2008年3月10日 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本案的诉讼[(2008)卢行初字第12号]。一场争取与捍卫中国公民的自由出版权利与著作权人权益的行政诉讼,在中国拉开序幕。

如果我们胜诉,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这就意味99.999%的中国公民与我们一样,马上可以真正享有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权人的权益,自由地创造自己的作品、发行自己的作品,不再恐惧因行使自己的权利而遭受惩罚。从此,中国公民就进入真正享有出版自由权利的时代。

 

2. 上海市版权局作品登记证书(09-2007-A-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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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而行的中道力量——中国维权运动方向与方法

壹报:冯正虎长篇访谈

依法而行的中道力量

——中国维权运动方向与方法

冯正虎专访/采访、整理:翟明磊

访者感言:

九十多天的成田机场抗争中,冯正虎成为一个谜: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上海市政府有何过节,有关部门为何害怕他回国?他 为什么坐过牢?为什么他能成功?

他的智慧信心来自何方?

整个冯正虎成田机场事件中,国内媒体鸦雀无声,靠网民与推友的力 量才得以成 功。如今冯正虎回来了,公民独立媒体壹报与冯正虎进行长篇访谈,请这位出色的公民教员讲讲自己的故事。

这个精彩的访谈共二 十五个章节,四万字。

我想说的是:中国人没有救世主, 只有靠自己,所以从奥巴马身上你看不到中国的希望。而从冯正虎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希望所在,上海有奇男子,中华有真义士,这是公民媒体《壹报》愿意冒风 险发表冯正虎长篇访谈的原因。

中国面临的巨大困境不是冯正虎一人的,所有的中国 人,包括政府与强权部门都在困境中迷惑,而冯正虎是一个不惑的人,他看出了中国的出路。在社会的溺水处境中,冯伸出了一只手。

(此访谈做 了长时间的准备,除 《王者归来》章节,其它访谈来自于冯正虎成田事件前与笔者长达八小时的采访纪录。八小时采访,冯正虎对壹报敞开心扉,细说辛酸。今日发布,不仅是壹 报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维权史的一份重要纪录)

有时批评朋友比批评你的政敌更难 ——冯正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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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报冯正虎访谈之1)

王者归来

壹报与推友:欢迎你,老虎,你回国让大伙的春节分外开心。野夫还写了个 春联对子:“虎气必催天地色新,海上欣迎冯正虎。猿声难挽江河日下,人间笑看网评猿。”朋友们 说要建个博物馆,把你回国抗争的文物都陈列一下,搞一个网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冯 正虎:整个事件在我设想 中推进,我唯 一失算的是没有想到过境处买不到吃的。结果我四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靠自来水为生,饿了四天。你知道过境处虽然是两国中间地段,但其实是日本政府的地盘, 在这 个地方过去是大声说话都不行的,何况我要呆下来呢,所以我很小心。一开始陈巧文给我送来了电热水器,但我不用,还是喝生水,为什么?我必须小心,根基未 稳,要防止日方借此驱赶我。何况这是一场戏,所以我还是坚持十多天喝生水,在留下来与生命健康两者我选择了前者,直到月底媒体有大量报道,我知道我可以呆 下来了,才用热水器烧水,吃方便面。

分寸感非常重要。

壹报:还记得那只小骆驼吗?

冯 正虎:哈哈,艾未未送过来时,那时我 还不知道这叫草泥马,还以为是小骆驼呢。

人在那个孤单的地方,真的,对一些没有 生命的东西都会有感情。我抱着草泥马,心想正好我需要一个枕头,就把他垫在头下,但又怕弄脏它,就铺了一块毛巾。每天对着它,好象一个伴,有很多话要说。 后来我把他又放在抗议牌边,他守在那,吸引了很多眼光。

推友:你的抗议牌是越搞越多啊!

冯正虎:最早我只有在背心上写几个字,用的抗议牌子就是买的新T恤衫的衬纸,也就是一块硬板纸。后来才 多起来,一开始没有人评论,我就化名舒文,评论自己。自立者,天助之,就是这样的。

推友:坐在过境处,每 天是什么感觉?

冯正虎:后来有许多人关心我,我称自己 是被全世界宠爱的孩子。一开始可没有。你想想,每天上万人从你面前经过,上万人的眼光刷刷地注视你,没有人会知道你曾是大学教授,许多人是当你是乞丐一 样,没有定力,你是不能坚持的。

我有时在边上柜子上打电脑,背向游客, 也观察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被日本拒绝入境。根本想不到是中国不让入境。

有个中国人站在我牌子前,很肯定地说:“这个人肯定是日本不 让他进。”我也冒充游客,并排站在他边上,拍拍 他,指着牌子说:“喏,不是这样的,是中国不让他进。”他一回头,一愣,说:“啊,就是你啊。”

壹报:你说:中国公民从此站起来了。最近坏消息很多,而你给我的印象是比以前更开朗,幽默了。

冯正虎:这 次最大的收获是:他们没有认真,你又何必认真,维权可以用一种快乐与娱乐的方式进行。

在 成田机场,他们希望看到我出错,我只要一步错了, 就危险,只要我在网上抱怨体制,反共产党,他们就有理由不让我回来了。但我一步步走过来,就是为自己维权,他们就没办法了。我说我要回国,就是争取回国 权,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急,因为也没有什么人一定要盼我回来,我回来又不搞政治活动,又不组党,回来我还是继续为自己维权,所以我不急。

事 情差不多了,我说我还舍不得离开,我要开个新闻发布会,还要和机场的朋友们一一告别。当我宣布要离开机场了,中国驻日大使馆的人也很高兴,本来他们还要来 看望第四次。

壹报:为何日本政府一开始没有表态,拖了这么长时间。

冯 正虎:两国政府之间有肯定有商议,有 默契。但日本政府没想到拖那么长时间,我就把这个事情变成日本国的主权问题了。时间一长,日本政府就会害怕。为什么,日本是民主国家,有两个党,执政党不 管这个事,在野党就会拿这个事做文章。后来日本媒体都来报道了。我就知道有希望了。

一开始日本政府不发声时,我对送文件给我的机场官员 说:“现在是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在谈恋爱,你要知道,人在谈恋爱时,智商都是很低的。他们把我放在这儿,他们都不急,我们何必管他们呢。”

壹 报:同意入境是中央政府的意见吗?

冯正虎: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领事转达上海政府的三个答复:1.上海政府不存在赔礼道歉问 题:2. 同意你回国,先入境日本再谈回国的具体时间;3. 看你表现,再研究决定你去看世博会的问题。其中已谈到同意我回国。当然最后让我入境肯定是中央政府的决定。

壹报:第三点很有趣,好 象一个大人对孩子说:看你今天表现怎么样,作业做得好不好,再决定明天带不带你去不去动物园。政府把我们公民当小孩一样。

冯 正 虎,哈哈,他们真以为我对世博会有兴趣呢。也许真的可以把我当作在日本的世博会形象代言人呢。如果他们这次不让我回上海,我还想到了下一步。就是写信给上 海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是把上海访民当作世博期间不稳定因素吗?那就让他们把上海几千个访民送到我这儿来,我保证在入境处帮他们维持,管理得好好的。哈哈。

后来想一想,往好里想,他们为什么要给我安排回国日期呢,也许真的要送我一张机票,送我看世博会呢,也许安排我坐主席台呢?那么真是我误会他们 了,哈哈。

推友:网民还给你起个外号,中国第一块殖民地的总督。

冯正虎:这是上海维权人士马亚莲起的。她 说我在过境处占了一块殖民地,当起了总督。

推友:你怎么和他们谈的。

冯正虎:我说我回不回国,不是一个可 以谈判的东西。回国权是不可以谈判的。不谈判对我有利,对你们大使馆也有利。对我有利,因为如果要谈判,你们会让我做出什么保证,限制我行动。对你们有 利,是因为回国问题是国格,如果这个都要谈判,国家没有面子。

至于党内追不追查一些官员的责任,是你们党内的问题,我不会过问,也没有兴 趣。我何时回国,则由我自己决定,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回国。这就是我和他们谈的东西。别人会猜,你能回来,一定是达成什么协议,没有的。

壹 报:如果这次还是不让你回来,你有没有想到第二手的方案。

冯正虎:很简单嘛,听他们的,他们送我到哪,我就在哪呆着。哈哈。

我 觉得中国大使馆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大使馆离机场来回四个小时轻轨车程,他们来了三趟。我后来又在推上发了一条:意思是说朋友们送了我很多食物, 我要带回来留作纪念,如果还是不让我回国,我在成田机场还可以继续吃。大使馆的人就找到我说:你这样发推不好嘛,引起误解,我们又没有说不让你回国。

所以说我们党英明啊,最后把我都感动了,我就回来了。哈哈。

壹报:这次你为何能成功?

冯 正虎:无 赖怕什么?怕刁民,我就是这样一个刁民,我把自己一个知识分子降到很低很低,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接近国际乞丐了。他们就拿我没有办法了。有人说你不 害怕回来后被报复?我没有什么好怕的。第一,我这九十二天,得到很多快乐,我不生气,有什么气好生的呢?第二,我又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就是维护自己权 利,有什么好怕的,我做的都是合法的事。第三,何况中央支持我。

老实说,上海的有关部门是没有同情心的,他们绝不会因为同情放你回来,他 们尊重的是实力。我是有实力的人。他们很奇怪,过去说我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说我内心是反共的。我就笑,“哟,我内心反共,你们都知道,内心反共是个什 么罪名?”

推友:我们还有担心,有人往你食品下点毒。

冯 正虎:我不担心,为 什么,他们做贼 心虚,心虚的人是不敢这么做的。再说在日本的地盘,日本人最讲证据,警力能力最强的国家。查处起来很方便的。如果我九十天什么都担心,就没办法呆下去了。 没有发生的事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因为同样没有发生,为什么不往好处想呢?我们比赛的是大智慧,不会是这种下三滥的东西。

我想人们都是好心 的,我就放心地吃。最后水果多得吃不掉,有些都烂了。每天吃维生素片。空姐还送寿司、三明治、比萨饼。加拿大空姐,美国空姐,台湾空姐最热心。

九 十二天里我感冒过一次,真的很难受,但我没有写出来,我不想把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展示给别人。我剃胡须,给别人一个整洁的形象。记者每次和我谈谈都笑得很开 心,我带给别人快乐,这就是快乐维权。有关部门看我这么快乐,也没办法了。如果我处处说自己很惨,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干得很有效,我才没有那么笨。

是他们把我逼成一个国际名人,结果各方面的人都来看我,这九十二天把我变成各种势力认同的、统一战线的人物。我开玩笑说,如果各方面都不想打架 了,我可以做一些统战协调工作,或许方方面面都能说得上话的。哈哈。

壹报:许多人对你这次能不能回来都没有信心,还有朋友要送你简 易淋浴器想让你长期扎根机场,大约只有向晖打赌你能回来,还赢了二百美元。不过我看到你戴着圣诞帽的照片,已感到了胜利的气息。

冯 正虎:我始终相信自己能回来,我是坐过牢的人,在方寸之地的斗争,我最熟了。最后连日本的流行杂志都来采访我,还让我倒在地上摆姿势。我玩得很开心。

上海当局从来没有说过不让我回来,所有的行动都是不敢公开的。这就是希望,就象我在上海,他们不敢合法抓我,只敢穿便衣绑架我,这说明什么?他们 害怕,害怕法。有害怕就好办。

现在国家在中央层面制定了一些不错的政策、法规。但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领导者抱怨政令不出中海南,那好, 由谁带出中南海,由我们知识分子。

我们对政府要象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你一昧骂他,他就象孩子一样耍无赖到底,砸东西,反正搞不好 了。你对他鼓励,多哄他,他也觉得有面子。所以人家说我赢了,我说,我只是没输而已。

现在这么多世界媒体关注我,政府让我回来了,在这么 多世界媒体关注下改正错误,这多有面子,媒体采访我,我都是尽量说政府好话,少说他们坏话。

壹报:能用一句话概括你的心得吗?

冯 正虎: 我的策略其实就是四个字:难得糊涂。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时代,是一个法律条文最完备,法治最不健全的时代,有这样的落差,维权就有基础。为什么说难得糊涂。 有人说中国其实是没有法制的。有的公安说“没用的,中国不讲法的。”我就装糊涂,“中国有法制啊,谁说没有。”我就是要按法律去走。弄得有关部门的人也糊 涂了,“到底有没有法啊,好象也有的喔。”他们一糊涂就好办了,就要按我的套路走了。这就叫难得糊涂,弄假成真了。

法律不去实行就是一纸 空文,我们每个人维护自己权利,法律就变成真的了。

这次回国,公安一定要我夫人去接我,我夫人说我不管冯正虎的事。公安说:不行不行,你 不去接,冯老师又要骂我们违法了。你在也好拉一拉冯老师。

推友:现在回来了,你还会追究他们责任吗?

冯正 虎:我不生气,但并不意味着我不起诉他们,我当然要起诉。我还要重新启动我在国内的许多官司,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有矛盾。花五十元钱起诉费, 然后我就袖手旁观,看他们斗来斗去,何乐而不为?

冯正虎:你是我最要感谢的一个人。你的文章《不让冯正虎回国是我们的国耻》让我感动,起 了很大作用。

壹 报:真正要感谢的是推特,推特的力量,只要推友发一个推推这个事,就是参与了这个事件,大家都希望事情能好转,还要 感谢象冉云飞、连岳、长平、艾未未等著名的推友,他们每人都有上 万的跟随者,有了他们,整个事情得以迅速推广。所以我画了这幅画,一只老虎,四个爪子是鼠标,又长了两支翅膀,意思是你在成田机场,硬是用鼠标走回了祖 国,而“推特之功,如虎添翼。”

还应当感谢那一位帮你设了推特的推友。

向晖刚才说:你的推跟随者已有一万七千多人,在中国名推中排在第四了。

冯正虎:是的,感谢每一个支持我的推友,说 来你不信,在机场时,我研究了半天推,不知道RT是什么意思,字典又查不到,又不好意思问别人,爱面子,怕人家说你一个知识分子,RT都不知道啊。所以这 九十天,我一个RT都没有,没有推过别人的推。

推友:哈,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一次都没有推过别人。

注:RT 是锐推的意思,点击RT就可以将别人的推的内容推一遍。

(以上是上海推友们与冯正虎聚餐时冯的即兴发言,其实是推友共同参与的一次问答, 壹报主人完全凭记忆复原。以下访谈内容是一年前翟明磊采访冯正虎的8小时录音严格整理而成)

壹报冯正虎访谈( 2 )

六四中人

壹报:六四时,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冯 正虎: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是我创立的,筹建时我就是主任,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曹建明当时是委员。我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会主席。之后创办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一直在建立公民社会。复旦一毕业,就去财大做教师。 全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是我的老上级,我做复旦研究生会主席时他是学生部部长,党委副书记。他做财经大学校长时,我毕业了,就叫我过去。

我 创办了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美国的一本杂志称我们为“企业的教父”。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是什么人组成的呢,一批是企业界的,知识界的,政界。三批人组成 的,直接挂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下的,不归上海管,所以能量很大。曹建明也是我们的理事。上海当时是一报一会。一报是《世界经济导报》。一会就是我们。在八 九年前做了不少事——我们做了不少事推进中国的改革,我们每年有一个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全国性的会。到八九年是第四次。

当 年我们都是在 风口上的人。八九年我们这些人应该对中国这么重大的事有个反应的。坦率地说,你不得不有反应,你逃避不了的。出自良心,也自出良知,也是社会的责任。因为 我们和赵紫阳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这个人一直是主张建立公民社会,而不是依附某个领导,但我和所有的官,个人关系都很好的。这种风格我延续到现在。以人为解 放很重要,依附某个官派都是没用的。当时我是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我以研究所发个声明,反对政府对学生采取武力镇压。五二零社论公布,影响也是蛮大 的。我的声明当时被香港文汇报登出来。我们的团体就是参与改革,就是聚集了这批人,我领导同意就发表了。六四之前,国家安全局的人就找我谈话。我这个人就 有这个特点,我虽然被审查,但我照样主持工作,我做事不乱的。该怎样开的会,还是开。我为什么没进去?——当时江泽民就是我们顾问。共产党要把一个组织的 领导抓起来,就说明这个组织有问题。而当时体改所是下去的势力,经委是升上去的势力,而我们是属于经委系统的。

八 九年六四后,我就被审 查。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要是头低一低也就过去了,我始终坚持我没错。我全部把责任算在自己头上。当时上海想和北京一样把支持学生的知识分子打成一个知 识分子团体,所以想打一批人。但这个事,我始终承认这个是我搞的,他们一直知道冯正虎这个人是稳的,不会激进的。我是领导,我承担。做领导很容易,方向性 要明确有悟性,第二,是肩膀要宽一点。有什么你担着,跟着你的人没有什么风险。我很清楚。

当 时全国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仍然坚持八九年十二 月份召开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朱镕基在其它大会上说过的,“冯正虎这个研究会怎么这么有钱。”是有钱,我们帐上有三十几万元。这些都是企业给我们的。当时 全国一片黑暗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名人都到上海来开这个会,开这会之后,公开审查,撤掉我的职务。

这 个会当时一开,正好罗马尼亚事件发生。 我还是这个会的主持人。当时我在会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中断,也不会中断。”于是他们就和我摊牌了,要研究会停止一切活动,让我停止一切活动。我当 时就回答“让我停止一切活动,不可能。即使我不当会长,也可以送点茶水。研究会停止一切活动,也不可能。我们研究会是民间团体。会长也要通过理事会来任 命。”

我就与政府方面对峙。我知道稳妥地解决研究会,能保全一大批人。90年上海市第一通报是以冯开头的,跟所有的干部打了招呼,就是说 不要再上我那。最后他们用了什么方法呢,他们召集了理事会。——所以我发现和他们打交道很有趣的,你坚持法,逼着对方按照你的套路去做了。

他 们召集了理事会,有反对意见的理事不能去开会。交待好的,连我们的法律顾问都不能去。召集理事会搞了几个表决:免去冯正虎的一切职务,第二宣布自动解散。 民政局的人来找我,他们担心我还会极力反抗。但我对他们说:“你警车停在我门口,我做会长一天,就要对研究会负责。你们走到这一步,我就放弃对抗。”这是 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完全可以把你消灭掉的,因为他是强权。他采用这个方法,他找到台阶,我也找到了,会保全下来了,任何一个人不会因为参加这个会,而 产生问题。封门的他们来了——我公章帐务都准备好了,我觉得这是做领导的责任。

你 要会控制,顾全大局。不需要为了自己做英雄。作为领导 人,都应当有这个责任,既然坐在领导位置上,你就不是个人了。你就要考虑大部分跟着你的人前途与安全。我们的人安排得也很好,因为许多理事是政府里的,所 以我们工作人员被安排进了政府机关里,大家都觉得满意。无非就是我受到影响——有什么关系?当时不准我上讲台。许多人受到的遭遇我都受到了。但我不想讲。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要做的,有什么必要把他表达出来的。

行政记大过,撤消一切领导职务。

我 当时提出辞职,人才档案放在人才 市场,我提出以研究生身份到国外学习。日本一桥大学要我。拿第二张出入境卡,被卡住了,我几乎天天跑到福州路出入境管理局问他,一开始骗我电脑不好,我说 “电脑不好不要紧,不要人脑不好。”我一直催他们。最后签证要到期了。据说,我的走是吴邦国与朱镕基批的。出国的前天,我拿到证件。

壹 报:为何又回到国内?

冯 正虎:91年去的日本,半年后,夫人也去了日本,孩子也去了。93年以后回来,我坐牢以后,夫人对别人说 我对中国的情结太深。92年邓的南巡,对我们是有影响。当时欢迎各种人回来,不同看法的人回来。93年以后我一直是来回在中国与日本。但是我发现我在中国 一直是走不进去,有一个黑的影子追随着我,办事很不顺。我办过研究所,20世纪研究所,批不下来。我办过公司,也批不下来。总是背后有个影子。同济大学要 请我,我导师推荐的,搞经济管理学院,他们很认真,院长到我家里来请我,最后也是一个影子到,突然黄了。考过复旦大学博士。我考试过关了,又堵在门口。复 旦大学考论文博士,我又去考了,又不行——总是你的门被堵得死死的。最后办这个公司,因为当时公司法有了。天伦公司办下来。——我很清楚我的事业就在国 内。

壹报冯正虎访谈( 3)

我对中国有信心

壹报:八九之后,中国政治改革陷入困境与停顿中,不少人认为政治 改革已终结,至今没有走出僵局。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

冯 正虎:我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我对中国抱有很大的信心。我与很多知识分 子不同的,我很早就做过民间领导角色,许多人个性是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从自己感情,自己情绪出发。我考虑问题是极力考虑民众是怎么考虑的。我的朋友说: 你很奇特,因为从你的经历看是苦大仇深的,但你表现的语言行为都是很温和的。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设计自己的这套理念,在设计中国建设的这套政治方案 时,不能仅考虑我们这些受难和坐牢的人,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理念,应该是大多数人接受,而不应当是你代表大多数。而且,大多数没有受过苦难的人,也会对社会 不满,他的不满和你的不满是不同的。不仅要考虑四五十岁人——我常开玩笑五十多岁的人是废人,五十多岁的人经历过这么多运动。我们要把眼光放在八十年代人 身上,我们提出的那么多理念与方案都是要他们去实现的。所以冷静去看看听听他们怎么想,我们一些搞政治活动的人,思想停留在自己的一些经历上。而且停留在 历史的类比上,改良主义就和清朝末年攀比,还觉得悲哀,以前改良主义还有个皇帝,现在皇帝都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前提就是把这个历史默默套过来,他们 没想过这一百年来,全都变了。

我 为什么有信心,因为我看到我那么多朋友,他们还在体制内,从位置上我变成体制外,我受苦了。人家说冯正虎 你懊不懊悔,我说一点也不懊悔,我希望他们个个官越大越好,他们的灵魂,受的教育和改革初期的观念不会因为一天晚上发生变化。不会因为工资拿到一万元就变 掉。年纪轻时受的影响是一生的。我当初把自己的责任承担,我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些朋友继续能发挥作用,他们确实还在改革开放啊。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没有我们,我们是被边缘化的。但中国改革开放应该说还是往前走。所以我们不能把社会发展定在自己的感受上,自己的遭遇上,好象哪一天,我从事改革了,改革 都是从我开始,以前都是共产党搞的。就象有些人说的,现在的都是伪知识分子,伪维权律师。我开玩笑:“中国现在的进步都是靠这些伪知识分子与伪律师来推动 的。你们倒是没来推动的。”包括我在海外气氛中,当时我在日本六四人物中可以算最高,因为我也确实得到各方各派很大的尊重。可以拿六四做政治资历,但我没 有这么做。我仍是默默做事。

特 别是邓一转弯以后,一直传闻,邓说一场屠杀可以稳定二十年,这是很错误的传闻,从我经验我的判断,是什么救 了共产党,就是邓,就是他的南巡救了他,而且只有他最清楚,六四是镇压,当时一片黑暗,优秀的精英赶到国外去了,体制内的精英跟你来个不合作了。整个九零 年一片倒退,西方社会一片压力。这时政权确实摇摇欲堕,这时谁看得最清楚,邓小平,这时只有他这个人物,手翻得过去,又能翻得过来的,所以南巡扶起了经济 改革,就是他这一招把僵局打破了。把海外对他的围阻打破了,把海外民运的势力瓦解了,所以他确实是一个老道的政治家,海外的民运政治家确实不如他,没有他 转得快。人家说政策策略是党的生命。他马上有转弯,把外面瓦解了。象我们在海外的人看到中国还有改革的希望,路还会走回来,包括体制内的,是的,他们不满 意,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但经济改革还有一条路,许多精英又转向支持。我为什么保持信心,因为很多事情还是人来做的,89年之前呼吁改革的的人,因六四 倒的人相对来说还是一小部分。这些人如果有了从事政治改革的环境,还是会启动的。尽管我们不是在台上唱主角的,但历史潮流往前,我认为那就可以了。而且我 们现在从事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经济多元化了,经济自由。我们都可以吃自己的饭。以前老右没我们勇敢吗,因为他们没有饭吃,经 济上穷困死了。

我到海外,一直往国内走。我就这样过来了。

壹报:你是我采访过的人中少数能从自己境遇中摆脱出来冷 静判断形势的人。

壹报冯正虎访谈( 4 )

坐牢

壹报:在中国一个人因政治原因坐牢可能轰动,而你是因为经济原因坐牢,归 国后,你以青年才俊,留学精英的身份出版了《中国日资企业要览》,却因触犯某些部门利益,而倾家荡产,其间过程是如何的?

冯 正虎:特别是这场牢狱之灾。我没有想到因为这么小的事情坐牢。这个牢,换其它人可以不坐。要走后门,我走关系打点一下,很容易的,当时的上海宣 传部长金炳华还在位。或者我和哪些机构合作。我不是的,我独立的。我思想上就是想公民出版自由,行动上我就实行——为什么不能出,我和出版社合作就可以 了。当时新闻出版局来了一个通知请撤项的时候,你如果肯听话,也不错,牢也可以免去坐。——但我们本身有自由法制的理念,又在国外呆过,我们认为这种文 件,干嘛要听他的意见,我的出版是法律上认可的。 (壹报主人注:冯正虎出版《中国日资企业要览》有正式的出版社,正式的书号,期间新闻出版局突然来了一个文件要求撤项,冯正虎认为此文件是不合法的,所以 坚持出版。)

最终坐牢 什么原因?一个是有关部门,这个是不在台面上的,对我的堵有关系,就是那个影子。还有原因是企业名录这种东西都要是 官方,民间是不能让你出的。你侵犯了某些官方部门利益,这还是主要的原因。这个案子把中国没有出版自由的事实浮现出来了:法律上尽管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他 没批你,你就不能出。

他说出版自由,但他控制出版社,就象说结社自由,他要求社团有主管主办单位管得死死的。

壹 报:你为何承担全部责任?

冯 正虎: 十月一号同济大学出版社和我聊。社长和电子出版部主任知道我的书号是正规的是合法的是他们给我的,其它人不知道。市里面来了一个文,这是犯忌的,大家都不 做声了。所以他们想把这个东西赖到我们头上,于是他们就往上面公安打了一个报告,说我天伦公司伪造他们的书号。我这个人个性决定命运。我不会出卖人,所以 说你们查一查我这个书号是不是登记的,一查,他们问谁给你的,我说不会说,那是你们内部的事。他们于是说:

一、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 们再申请;二、停止发售。我同意了。

我 想公安部门总要找我谈一次吧,没想到十三号就来抄家了。我的判断是影子在后,观念在前。因为这个名 录以前都是外经贸委做的,而且是收钱的。我这个不仅不收钱,而且贴自己的钱。抄家一个星期后,这个影子出现了。政保处把我案子拿去一个月,审不出什么又回 来了。也就一错再错,错到底。

但我为什么从来不提这个政治因素呢,因为把什么事归结到六四政治迫害,说来容易,但是也把公民权利受到侵害 的主要内容给忽略掉了。因为这确实是很典型的出版自由的问题。郭飞雄也是这样。

“你 是六四的人”,——我们忘了,他们没忘记,他们定性已 定好了。你不作声,他们认为你老谋深算。海外猛攻,他们是放心的,你出去嘛,肯定是要反对的。你出去,又不叫。他们更不放心你。你干嘛不叫推翻共产党呢。 你应该象高智晟一样喊出来,好抓你。他们认为你耐心与定力足得不得了。但他们说你做事又和你说话不一样,又是反对他们。这是他们的模式思维:我反对你,你 开始骂我,我把套圈套好,看你骂到什么时候了,找两句话,其实胡佳也就那么两句话,正好铐你,恶法也是法。——纯粹思维定式,好多人我们是套了他的思维定 式进去了。我是逆反的,不套进你那模式,我行动表现得很坚决,语言在一个范围中。他们就没招了。我在门口经历的事也是高智晟、胡佳经历的事,但处理的结果 不同:我让他们自己觉得没意思,最后撤光了。——我从不骂他们,内心对他们好得不得了,而且挺关心他们的,你们坐,你们等吧,但是冲管冲,写管写。他们觉 得和我这样较量不合算,每次都输给你。他们的策略是,他们就是要把你封闭在一个圈子里,人堵着,这是看得到的,会让你不舒服的,然后网络让你开通,让你沉 浸在网络中,让网络资讯促动你,让你失去判断力,会让你写得越来越激进,与现实脱离,符合网上的需求与舆论。然后收口,抓人,西方政府也无可奈何,因为恶 法也是法。所以西方政府没有抗议声。

壹报:你签署零八宪章,有人找你麻烦吗?

冯正虎:零八宪章,他们(公 安)问你是不是签在纸上的,这是套你的,如果你说签在纸上的,他们就要问谁给你的。

公安:“你什么时候签的。”

我说: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就什么时候看到的”。

公安:“你在哪个网上看到的?”

我说“都有的”“我这小人物,北京特别看得起 我,把我名字放在这么前面。”我说:“我认同,这是个好东西。”

公安:“好象和你坚持的看法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一 脉相承。都是宪法规定的东西。”

公安:“对邦联怎么看”

我说:“小李啊,邓小平就说过一国两制,一个国家二种制度,我们 与台湾统一了不可能是现在国体,再说这是远景。”

公安说:“军队国家化呢?”

我说:“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文明化,国家都是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国家化,共产党还不是领导军队吗,有什么大惊小怪。”

——“那多党制呢?”

“小李,你还是国保警察, 什么都不懂,我们不就是多党制吗?”他愣住了,反应过来:“是多党合作制。”

“合作进一小步就是竞争,合作到多党竞争是必然趋势。”

“其实零八宪章都是共产党过去提出过的东西,也是宪法里的东西,可以说共产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一个方向。”

公安:“我们不 谈这个事,不谈这个事。”

壹报:太逗了。没想到你这么和警察说话。

冯正虎:(和警察)其实可以谈得很开 放,因为他们也是受网络教育的人。

我为什么对他们不恨呢,他们也是两重身份,一个是工作拿这份工资,只好到胡佳,到我们家门口去扛。但是 国保警察懂得更多,他们老是受反动网站的影响。我说现在最违法就是你国保警察,“你们这些人都是很优秀的,快点换工作。这国保部门以后肯定会撤换掉的,因 为国家安全有国家安全部管了,国内刑警治安民警各管一摊,你国保管什么,就是帮领导做活。以后由于法制进步不需要私活了,你这部门干什么呢?其它人看你这 部门觉得很怕的,不知道有什么背景,但是很恨的。

中 国绝大多数部门都讲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出来后,从法律上来说对所有官员都有制约,警 察部门,刑警,民警部门都按法律执行,只有你们国保部门,加上社会上一些保安人员,就凭这些人,无法无天管人关人抓人啊,就那么一小撮人,再加几个权贵人 物。这个社会改变很容易,只要把这几个违法的权贵人物改掉,这个社会就安宁了。”

壹报冯正 虎访谈( 5 )

功夫墙外看中国

壹 报:在功夫墙内外,是截然两个世界,在墙内是虚假的和谐,虚假的狂欢节,在墙外又是一片叫骂,让人分分钟觉得大陆政权要倒台,前景一片黑暗。

冯正虎:我有个理念,我对中国社会有信心。我和海外人有不同看法。我对某海外反共政治网站的编辑说“我觉得你们也在帮共产党”他们说:“怎么会 呢?”

我 说:“共产党维持政权靠两个东西,靠利益与恐惧。”“从利益上来说,改革之前,极力控制,不听他话就没饭吃,改革之后,利益松 动,许多人吃自己饭,但虽然他不给你饭吃,但可以给你好处啊,所以精英听他的话,特别是经济精英。改革以后控制越来越低,因为他给好处的东西没有了。老邓 还有一招,开发区一搞,让你发财去。胡锦涛没有这个资源,剩下的都是负数了,所以胡锦涛只能搞和谐,只能搞亲民的政策。人是跟利益走的。还有一个是靠恐 惧,你发现吗,国内人敢说话比国外华侨敢说话。为什么海外人不敢说话。你们不断重复宣扬共产党内反动派的恐惧,让很多没有在中国现实生活的人感到恐惧,那 些华侨都怕得要死。共产党中落后的保守势力在国内不提自己历史这个现象,要一分为二地看。他要提历史,重复宣扬恐惧,那么老百姓记住他的罪恶。他不提历 史,又加强法制教育,老百姓忘记了恐惧又增加了信心。所以初次进行真正游行示威反抗的人其实是很少看海外反共网站的人,他对共产党是很信赖的,才向共产党 要求这些东西嘛,你不是说得很好的嘛,执政为民。海外激进反共网站宣扬共产党的恐惧,让那些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感到恐惧,让他们怕。宣扬得一些民运的人士个 个是胆小鬼,连签名也是匿名的。所以你们与共产党内的反动派既是冤家,又是“亲家”,宣扬恐惧间接地可以起到帮助共产党内反动派控制社会的作用。

我 们的改良主义不是跟随小皇帝,我们的改良是维护宪法,不是以人为转移的。——某个政治领导人在不在台上与我无关,宪法是长久的,因为宪法要修改 需要动员三千个人大代表,这是很难的。我干嘛不用。你们相信一个政治领导人,还是用旧的政治观念寄托在一个党。所有海外网站还是党派斗争,还是——“噢, 他要倒了,某个领导生病了……”我分析问题从来不看这个东西,我从不考虑这个东西,我只看成文的东西。

壹报冯正虎访谈( 6)

要承认对手

壹报:对共产党应当如何看呢?

冯 正虎:该共产党取得成果的,还是承认他。有人说:天灭中共?你不喜欢共产党不是所 有的人都不喜欢共产党,拿到好处的人还是喜欢。共产党毕竟是领导一个政府,他还要搞很多民生问题,他不是反对党。你承不承认没关系,联合国承认的。这是事 实,有些人只有感情。你承认你这个的对手,你思考问题,你和他对局方式都会改变,才有真正的政治家。我觉得我们在海外没有真正的政治家。你否认他,你不承 认他,他是非人民的,你说有什么用?联合国承认它,你说联合国不好,那都不好,马英九好不好,他也和中共谈判嘛,我们要面对事实,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对手。

承 认这个现实。胡佳其实不是搞政治的人,胡佳很中肯。其实他是中道之人。我对他说“我不提出反对共产党,我跟你讲这道理:如果我们在太空中,一看 地球上有个共产党,七千万人,一划就划出来,就象摘一个毒瘤那么容易。但我们在国内,眼睛一睁,都是共产党,说不定,你哥,你舅都是,都是好人,你打倒 谁,你在家里搞斗争?我所主张的,不是简单地反对共产党,是反对侵犯人权的这些人,都是法律上的罪人。现在七千万人,全民党了,压迫者,被压迫者都在里 面,信朝鲜的,信美国的,穷人,富人都在里面。而且这个政党不成为政治学上的政党,有自己理念,自己信仰吗?——没有了,完全是利益。表面上他高举着手: “为共产党奋斗终身。”其实他想到的是“退休下来,居委会当个干部。”共产党自己明白这个问题。胡佳也笑了。没有必要鼓动。

我们反对的是 共产党内的反动派,我们支持的是共产党中进步遵守法律的力量。

我 是多重角色,我是知识分子,我又是上访者,天天在这个上访圈子里面混,我 知道,他们上访者根本不是跟你搞政治的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只想解决利益。有很多人,他要十元,给他七元,甚至多加一元,他就离你远远的——跟你说。但 他们上访者却是改良的基础,因为他们讲利益。国保警察劝告我:“冯老师,你不要和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很自私自利的,他们会出卖你,你什么层次。”我说“我 很清楚,维权上访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有些维权的人很不满意我这句话,他们在搞运动,说我把维权的人看成自私自利的,我说不是你满意不满意,是你 受传统的教育太深,总把自己看得高尚得不得了,你自己受的国家集体主义教育,谈个人利益好象耻辱得不得了。其实人就是自私自利的,而且西方民主历史走过来 告诉我们:人就是为解决自己利益,能解决自己利益的人都是不屈不挠的人,他们个人行为聚合成一个集体行为,就推动社会进步了。

壹 报:中国的维权已进入后英雄时代,如何评介高智晟等人?

冯 正虎:高智晟最后也把自己当成英雄,所以我很低调,把自己当一个平凡 人,我为高智晟写一篇文章《光明磊落的妥协》,当人们发现他在狱中写了一篇东西时,人们很失望,认为是伪造的,包括胡佳都问过我。胡佳很失望。我说正常 的,我可以确定这个东西是他写的。坐牢的人心态是不同,他是全封闭的,往往越是激进的人,会变的。人的勇气是靠逻辑支撑的。一个激进的人,本来也是不顾事 实,关在封闭环境,警察让他看很多录相,人很怪的,只要有一个怀疑,逻辑支撑点有一个突破,他就会突然怀疑起自己。这是进步,他会承认部分事实,他开始考 虑问题全面。也就在这个环境中会这样。他原来是个什么环境——网络环境,他极力往前走。每天一篇,非要骂到底不可。胡佳也是这样,是被拖进去的。胡佳是讲 义气的人,是冲动的好人,其实他可以不进去的。是惯性拖进去的。所以名人也很累。坐牢的人,唯一给他帮助的人就是亲人。高智晟绝食时,我给他写过一封信, 让他珍惜家庭,不要你看很热闹的,外面的人支持你,其实到最后就是家庭。

对 家庭的关心是他的责任。他可以不做英雄。他可以履行家庭的责 任,也是应该的,他也没有出卖任何人,他只是要暂时休息一下,光明磊落。中国人很多人有这样的心理,很多老百姓,他希望人家去做英雄,而自己跟在后面搭顺 便车来的。都喜欢杨佳,包括海外,自己不愿做,也做不了的事却让别人来做。——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要求是很深的。他没想到自己要的自由,就要自己 来实行,就象我这样不停地出督察简报。我们知识分子要求政府出新闻法,一千年,一万年也没用,法律从来都是对既成现实的继承,哪一天我们《新闻法》出来 了,就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新闻自由了,如果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出来的《新闻法》绝对是管制新闻的法。因为现在状况就是这样。所以要靠我们自己努力,要自由现 在就自由好了。

壹报:我每次看到你的《督查简报》,都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做成文件的样子呢?

冯 正虎:人 家说你这简报会留在维权史上,是维权的第一份“中央文件”。我这个是中央文件格式,是犯上作乱的——为什么他能出中央文件,我们不能出中央文件?每期看习 惯了,如果不来,他们干部要问为什么不来啦。所以好多事情可以做,民主自由就在你脚下,每个人一步步走出来。每个人一步步走出来,中国也就自由也就民主 了。包括现在,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我还有个论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003年就开始了,胡锦涛上台以后不是全民学习宪法吗?从这一天开始就已经进入 了。怎么做,靠老百姓做,不要指望他们政治人物解决问题,胡锦涛,温家宝提出一些好的政策与法律就可以,这些政策法律就靠我们在生活中实施,知识分子用生 命去捍卫它。我们的法律是软弱。确实是软弱的,我们只用生命与实践去实现他,它才会变得坚硬的。

上 访人员被欺侮打压,这个罪恶在截访人员 这边,上访人员也有责任。因为上访人员是一只眼仅仅看重财产权,而没有重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权利,仅仅关心自己的遭遇没有关心别人的遭遇。一再默认这样的 事发生。实际上在法律上,在中央政策上,包括民众,包括守法的公务员对上访者都是同情的支持的,但这些上访人员心理的恐惧,没有打破,一直把自己看成臣 民,盼望一个好的皇帝,一个大的清官,替天行道的英雄。就是没想到靠自己站起来,所有的优势都没有用好。照样被奴役,照样被欺压。

也 许你 自己的亲身经历,会让我们说“相信法律没有用的”,但你让它有用起来。会抓你,会关你,会抓你一次,第二次不会抓你了,会关你一次,但第二次不会关你了。 会抓了我,就不会抓人家了。确实消除了恐惧,事情就会改变了。我做的事和别人不同,我们现在所有政治呼声所寄托的希望是很怪的,你既然这么不喜欢共产党, 还期望他干嘛呢?希望他改什么呢?你自己做就是了。

我 现在看什么呢,就是看他有没有法律政策出来,这种法律政策出来是重要的。人会变的, 胡锦涛三年也会下去的,但他订的这个制度,以人为本,政策改不掉,大家去做,不就变成事实?你期望他,不可能。我的想法确实和有些朋友不同,我会先做。然 后再影响你,将我的文件发给你,现在有你们的文件还有我的文件,每次几百份,有的上千份。上海市领导,局级干部都能收到。人家要卡我信很容易,他敢吗,还 有《邮政法》呢,他只能做什么,只能通知我周围的小印刷厂:“这个不能给他印。”如果这个是非法的,你抓我一次嘛,所以你的行动会鼓励周围的人。

壹报:在中国不少知识分子集体被利益收买时,你仍与草根结合起来,并凭良心行事,同时心中没有仇恨,温和理性,这是我要向你学习的地方。

壹报冯正虎访谈( 7 )

我是上帝踢给维权者的精英

壹报:你提倡快乐维权,实在和我印象中维权者苦大仇深 的感觉有很大差别啊? 你组织的上海访民聚餐会听说蛮出名的?

冯 正虎:我们维权人士为什么有信心。为什么这么开心?在普通访民的 维权圈子,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因为你们长期在打压下,心态已不正常了,明明你是权利的受侵害者,你们心态却变成象罪犯。老是 打,被打了也不抗议只想着自己那份资产,逃,象小偷偷到东西,被打了还在追求这份资产。你要做个正常人,我还举个例子,我妻子比我还正常,他们拦在我家门 口,我妻子比我勇敢,冲上前去就把他们拉开,正常人思维绝不允许人家在家门口,你们这些被打压的人不正常了,默认了,仅仅因为这些看守是政府派出来的。

所 以第一是做正常人,我们聚会是正常的,别好象弄得我们聚会就是政府说的串连。第一次聚餐,上海维权人士聚餐,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很兴 奋啊,十几个警察守在门口,维权者的车也过来了,上帝帮我忙,楼下美容店的后门从来不开,这天开了,我从家后门跑掉了。第一次与大家碰上了。他们说要把聚 餐照片发到网上去。因为海外媒体就会刊登了。我就说:大家想想,一个人正常人吃了一顿饭,他会把照片放到网上去吗?你已经打了个胜仗,不要刺激对方。

维权人士们很高兴,说我是上帝踢给他们的一个精英。

国 保警察说把冯正虎拉回来,我夫人说,“你们拉不回来,是你们送给他们的。” 我对派出所的人说:“上帝很公平的,在我们体制内精英太多了,要分配几个给弱势群体。我是属于分配过去的。这还不够,又让我坐了几年牢,好好训练了一下。 ”—— 从法律上训练。如果不懂法律,不能搞政治。这个坐牢对我有好处啊,没有这个坐牢,我就不会精通法律。

所 以细节决定成败。我的 思维是“如果我们耀武扬威,上面会怪罪下来。”我的想法是提供一个正常人的聚会,这是他们的权利啊。我发不发在我手上,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次, 我已被抓进去了。他们也讨论要不要开聚餐会。后来还是开了。问我对不对,我说对的,坚持就是对的。第三次,我在 外地,让他们自己组织自己开,保持正常人的聚合,不要把什么事都挤在里面,你要做其它事,到其它的地方去。我们无声聚在一起,你的欢笑对压迫你的人是很大 的压力。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公安阻碍我。这天,正好有一个人宣布绝食。他们有个担心,聚会访民会声援绝食,这次我不在,还是很成功。我被警察扣住时,那 边聚会的人打电话过来,我说家里有事。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情况影响他们。我如果说“被警察扣留了”他们又会抗议。我是等事后结束了,我再发短信给他们祝贺 并讲了真实的原因。

所以一个人对周围把握,不让别人跟着你找死去,而是获得一个个胜利,自信是很重要的。所以全国都没有,只有上海维权人 士能聚得住,对官方也是一个适应过程。我对警察说:“下次聚会,你们也可以来嘛。”

现在,我们的官民都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中,老百姓走 向民主走向共和,需要一种引导,这个引导也是一种责任。以身作则是很重,网络时代不需你摆出导师的样子,你做就可以了。我出狱五年了,做书、做网站都能做 得出。维权的陈小明帮助维权者被劳教被打死了。

他 们说冯老师做了那么多大事,没有出事。我说这是水平,我做了那么多事,都是在宪法框架下 的。这很重要,我所做的事都是透明公开,以前为什么你们不能做,因为你被心理恐惧所控制了。其实你都能做。第一次肯定受到打击,打击你的人肯定不是根据宪 法,而是长期以来的违法的潜规则。所以当我们行使权利时,反而会被这些警察法官认为是违法的。因为他们认为的法律标准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潜规则。我受了 难后,让人们感到做经济类的书还要坐三年牢,这才警觉起来,以前人们不会重视,推动这个方面的自由。

另外,作为弱势团体,千万不要挑起事 端,有事端也要回避。

壹报冯正虎访谈( 8 )

牢房使我成为改良主义者

壹报:坐牢的人,往往会种下仇恨,我奇怪你出狱后为什 么更为平和,我也经常问别人坐牢是什么感觉,我不大明白,曼德拉进牢前是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激进主义者,出狱后却是和平主义者。

冯 正虎:我从看守所出来时是个激进主义者,我从牢里出来是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说。我在看守所里看过的一本李敖《法源寺》,我同样有这个感受。谭 嗣同,当时人们劝他走,他不走,他一死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改良的路失败。我六四以后还是处于改良态度,所以很低调,一直在做,最后我还是入到监狱里去了 ——这不是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吗?我和六四后许多人一样对政府还抱有希望,还希望至少在经济改革上做点事。我的路跟谭嗣同一样,证明改良是走不通的。如果 这时我从看守所出来,我可能会是激进的态度。最后,我坐监狱了。你看很多人在看守所里是很倔,包括抗议,非常愤怒。监狱情况和看守所不一样,看守所是不断 整你的,你在处于不停地对抗之中。甚至我准备判大刑——处于这种心态。监狱里大部分时间你可以反思,监狱如何度过是很重要的。监狱比外面社会更专制,绝对 专制。而且我在监狱里比一般人受的苦要大,虽然坐了三年,但是速成班,什么苦都尝试过,我被五十六天的严管,郑恩宠没受过,我是无罪申诉的,所以我在里面 是D级待遇。我一直关在第六监区最差的监区直到出来。其实我把这次坐牢也当作社会实践的体验。

我 坐牢之初,我写道:我信任法律,法律最后 是公正的,所以我不断做无罪申诉;我尊重法律,既然法律判决我,我会遵守所有监规。在服刑期间我做到了。我的理念也体现了苏格拉底的理念;当苏格拉底被判 处死刑时,他的很多学生让他逃走,他认为没必要,他是对法律的尊重,他以自己的死证明这种尊重。法律内容是不公正,但对它的形式尊重。我这几年,包括知识 分子都应该是这样做。我们知识分子看到法律对他不利就一脚踢开,制定新的宪法,新的法律,但他没有法治精神,虽然现在有许多恶法,但养成对法律尊重的精神 更为重要。

为什么有这 个体验?因为我在监狱里面能改变很多东西。我在这个最专制的环境里面运用了什么?——就是运用了一部《监狱法》:一 个是扣住《监狱法》,宣传《监狱法》,尊重《监狱法》。狱警给我很大的压力,我还是用这个法。包括鼓励周围的犯人,最后迫使监狱改变,尽管我受过很多的虐 待,最后我出来还是让你监狱输了。我提出几项请求,如废除对犯人的虐待,给犯人以休息的权利,许多人在海外写这样的文章,我在监狱里就写了。你嘴喊没用, 你要有勇气,要有向死求生的精神,我第二次被严管出来,我写了万言书,准备第三次再被你关进去。

壹报冯正虎访谈( 9 )

牢中牢

壹报:听说你坐了两次小牢,就是牢房中为惩戒犯人设的牢中牢,这种牢中牢可以把人逼疯,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冯 正 虎:第一次十九天,第二次三十六天。第一次我身体发风疹块,不愿去长毛绒车间,硬要叫我去。我就在牢里大声说他们,主动要求坐这种牢中牢,而且我说:“你 出去,让我坐”。我第一次坐很带愤怒的情绪。第二次坐我根本没情绪,我恨都没有了。而且是三十六天,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正体会到精神与肉体分离的感觉。很静 很静,你已经不痛了,不是思索世俗的问题,而是大的问题,回顾大的问题。没有个人,个人只有痛,生啊死啊。我理解一些坐牢的人出来为什么能考虑国策的问 题,因为他在里面都考虑过了。让你有时间让你好好考虑,安安静静。

在牢中牢,我坐在8公分宽细长的低凳上面壁,一天坐十几个小时,你只能 考虑与你肉体无关的事情,你问我你有信仰吗?我没有宗教信仰,但考虑超越生死的问题。

第 二次平静进去,沉浸在里面是一种舒服的感觉,而且 你很多关都通过去了。比如,没有油水,只有白饭,酱菜,吃得反胃,不吃又饿得受不了。水泡饭胃就破掉了,三四天,你这关过不过得去?你一定要把饭硬撑下 去。你大便拉不出来的,很痛,我昏过去也就是这一次。第二次我自己爬起来。我坐牢,没坐过这两次牢中牢,不叫坐牢。现在坐牢乱昏昏,有吃有穿。我坐的牢中 牢呢,三平米,八公分小板凳,背后是铁栏。你不能打瞌睡的,一动就倒下来。细条的板凳,二三个小时屁股就痛得受不了。

第 二次进牢中牢的最 后一天,我很平静,最后倒是他们劝我出来,引诱我出来。三十天是我坚持的,三十天是极限,他们不得不加菜了。年终总结,我还是两个字:无罪。最后他们动用 了几个和我关系不错的警察劝我出来,精神虽然不错,但我身体受到了永久伤害,坐久了腿站不起来,坐骨神经受伤害肯定有的。人经过极限,也知道自己能力所 在。

犯人说老冯是像法轮功的人一样坚强,没想到我能这么沉静,很佩服。从此以后,他们就不管我了——你想写申诉你就写好了,提蓝桥监狱有 句话,把刑期变成学期——以后我就自顾自看书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0)

牢房是我第四所大学

壹报:坐黑牢给了你什么?李敖说没有 白坐的黑牢。坐牢的人与牢外的人隔绝。让亲属心生恐惧,焦虑,你是怎么办的?

冯 正虎:我现在赢的办法都是在监狱里搬出来的。我早 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了。他们在与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玩一个老的套路。他们觉得是新的,我知道第二步是什么。政府法律放在这儿,你让他硬起来,你去用他。 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你太聪明,要学郑板桥,叫难得糊涂。什么叫难得糊涂?你太聪明了——你认为法律是假的,他打你正好。你要坚信法律是真的,你就是要用, 他们是错的,这叫难得糊涂。听得他也稀里糊涂了。

我 进监狱后,胡佳的事我都碰到过——通信整整半年出问题,家里信我收得到,我的信发不出 去。我跟妻子信中说,“对不起你,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我说大难以后各自回吧。”我们走过的路跟胡佳是一样的。半年,他给你来一封,你要申 诉,他就卡你了,造成什么呢,让你和家里想法隔绝,造成一个矛盾。他们整人有办法的,他们不是一个老套。

照 理说我写信,写好的,这不是蛮 好的,他不是,他是要造成家属接不到你的信,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其实他在里面也没打你。外面的人对过去的恐惧有一种记忆。家属为了拯救自己亲人可以放弃自 己的原则,所以我对朋友说:“以后抓进去,不要管家人要干什么事。你要喊什么口号,呼吁,你自己干,家属这个时候心里第一原则是:不愿家人有绳子绑在身 上,为了救坐牢的家人,什么原则都可以不要——这是很正常的心态。家人恐惧了,不停地劝说你不要和他们搞。你在里面就不理解:没关系的,为什么家人都不理 解你了,他就是用家属造成不和。”

我有个傻劲,装糊涂,卡我的信,但我每个星期写一封。我照 写,再交给队长,后一封写到前一封。我也写狱 中客观上好的事情,我就是让你觉得你是在犯罪,你卡我每一封信,你就有犯罪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斗心理,他们不让我寄出去,我就写了一封什么问题都没有的 信:“小晶,你好,他好,我好,冯正虎”内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总不能不给我寄吧,就这样给他们压力。夫人写了最后一封信说:“算了,你不要写了。”当她 失望的时候,我就胜利了。她开始彻底失望,就开始接到我的信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1)

这是进步时代:既当婊子,又立碑坊

壹报:为何你能坚信法律,坚信改良的路?

冯 正虎: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我们改良的路,坚持一步,你就得到了,你没有坚持下来,你没试过,你凭着历史记 忆,人家说到一半的东西,你就说没有用,就要放弃。其实你坚持一下,现在环境毕竟不是过去。现在是什么时代,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时代,要比只做婊子的 时代要进步了,你要承认这一点。你把牌坊压压实。牌坊做得越大越好,我们的工作就是压实牌坊。我坐监牢,我跟他们对话的语言全是法律。我的观点是这个时代 是个讲利益的时代,所以任何个人信仰与主义都要回归到个人领域中去,公共的领域就是法律,双方要用共同的语言在谈话。毛泽东时代是毛泽东语录。我们现在知 识分子战斗也是这样,你是右派,你是左派,你是西方的,我是东方的,你是资本主义,大家如果讲主义,互相没有人理睬。现在很务实,我现在很务实。当政者也 很务实了。所以都可以争论,都没有绝对标准的,资本论在日本大学中不是很好地在教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从事的政治的方式都过时了。好好要向八零年代的人 学习,我们现在看不起他们。其实他们新,他们讲利益,因为讲利益才有维权平台。

我 和国保警察能打交道到现在,因为和胡佳处理方法不同。胡 佳和他们讲信仰,讲主义,一个天一个地,一个南,一个北,说服不了,显得他们讨厌,我不和他们讲这个,我和他们讲法律。法律是公平的,你的行为对不对?所 以他们对我没办法,又很尊重。所以社会变了,我们公共的领域当中,政治就是公共行为,就是应当讲法律。法律是我们所有老百姓进行协商妥协的结果。

现 在你说这个宪法不好,还是三千人通过的,还是有影响的。我看看我们的宪法,除了四项基本原则有人不满意,其它都满意。我对民运的人说,你为什么 要把这四项基本原则拔掉才舒服,我们的法是大陆法,是有前言部分的,他讲四项基本原则,你不舒服,你不要动它。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他掌权,他掌权,他写他 的历史,你干嘛难受,以后你掌权,你拖一笔就是了嘛。人家掌权,你硬让人家拿掉,——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跟他去讲话,你看它后面的权利义务对你有用 吗,你把这个实施起来。就可以了。我的护宪维权就是走这条路,我为什么支持《零八宪章》,因为他也是走这条路。国内互相在影响。从人权作为出发的角度,对 了,因为从传统民运的角度,他是把政治看成实体,变成你死我活的问题。非要把你打倒,才有我的活路。没把你打倒,你什么都是假的,我什么都不做。他们干活 是很轻快的,不用干活的。只要写一个文章,打倒***。他们认为做其它活也没用,我们要做很多实实在在的维护公民权利的事。我们从人权的角度,你也有你的 生存权利,他听了放松了一下——你也让我活下来了。但你的权力太霸道了,我想要回我自己的权利,而且是在宪法法律上规定的,你不能阻拦我的。他也不能显得 太霸道,当公民力量强大时,你也不用消灭他了,他也到了一个相应的位置。所以我们好多政治理论工作者,可能他们的学问比我深,他们好多口号都有很大错误, 要求选举,要求选举法。这个法,那个法,谁定,要现在的人大定,他们怎么会制订对他不利的法。矛盾,不可能,你又要他这样去做,这样有了矛盾。你说不相信 他,做的时候,又要依靠他给我们一个好的。潜意识把共产党看成一个上帝一样,他能给我什么什么好的。尽管你的文章是好的,但你客观上的请求就是把他看成救 世主,要求他给我们一个民主。要求他给我们一个出版法自由法什么,你没看到民间的公民力量。

我开玩笑对一些朋友说,你们学问比我深,看历 史书比我多。我历史书看得少。你们说这个象谁,那个象谁。我说这个对改良不起作用。

中 国改革,你说三权分立,我说行政这一块,你根本不用 管,不用你操心的,当家人会把行政这一套改得好好的。没有一个老板想把仓库搞烂的,行政就是管仓库的。现在行政上做了很多,所有的行政官员受到制约,公务 员越来越中立。现在是司法与立法越来越腐败,法官无法无天。你要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体制外体制内的人应当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

壹报冯正虎访谈( 12)

访民是政治改革推动力

让他们推动人大代表

壹 报:现在有个比方,你来听听。一架飞机,被劫匪绑架了。劫匪杀掉了驾驶员,有人说应当起来反抗,杀掉劫匪,有人说应当教会劫匪开飞机,还有人说当了望员, 告诉劫匪快撞上山了,可是劫匪们根本不听。怎么办?

冯正虎:当然现在要否定革命,不能一群人冲进皇宫,把政权推翻。为什么说不能 革命,这是与民主设立的目标有关系。我在研究生时是学战略管理的。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政治目标,你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目标,那么你达到这个目标的确要经过 议会斗争吧。过去的议会斗争是错误的。

我 以前做企业发展研究会讲的是以中国企业发展与中国企业家成长为目标。当时没有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 家嘛,当时从哪转变过来,从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变过来。国营企业还是主体。中国要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谁来做,中国现在也是缺少政治家,除了官僚还是官僚,从 哪里转化过来,从现有的人大代表。这是很大的一部分,我总是认为人的思想是跟屁股走的,中国体制改革是要人来改的,你这样一个团体,这样一个机构,人决定 的。我就在考虑如何改变它。我现在不断地通过打官司,迫使法官正视法律。

壹报:有人说中国政治改革已经结束,中国未来政治走向何方?

冯正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找到一个希望,体制改革是要人改的,社会中谁是你基础的力量?我现在发觉,我为什么能帮助这些维 权的人。国保说得没错,冯正虎是搞政治的,郑恩宠是半个搞政治的。现在是搞政治的人法律化,郑恩宠搞法律的人政治化了。

为 什么?维权上访 的人确实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就象农村里的游民,城市中的游民,城市游民摆摆摊,农村里不务正业的,但经济体制是他们推动的。他们推动以后,知识分子 形成观点,国有企业才动起来。推动是这些游民,主力却不是他们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相似的,就是这些你看不起的维权上访的人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个人不计成本,不一定意识到自已在做什么,在客观的过程中却反映出推动法制化建设,他们不断要求法官,甚至不惜去游行示威,整个社会就适应了。如果上 访的人他们哪一个学会找人大代表了,中国这盘棋就活了。——现在的人大代表什么样子呢?人有两个耳朵,现在人大代表一个耳朵是闭的,和人民联系的耳朵是闭 的——人大代表地址都没有,你找不到他。他当然这个耳朵听官方的,又有好处不断地给他。你在这个位置听谁?谁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叫他把那个关掉 的耳朵打开来,那么他马上接受双方的压力,压力之后,他觉得很烦。听谁的好呢?那么他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听法律吧!”两头都不理。你老百姓这边听了犯错 误,听了你当官的也保不了他——现在当官的也不行了,不象老毛时代还保你的。于是人大代表他自己进行改造了。

我 们知识分子现在做了什么事 呢,叫皇帝不急太监急,什么呼吁“人大代表专业化,人大代表待遇……”他不急你急。还没有人响应。人大代表何时会第一个方案考虑人大代表的待遇问题?现在 他不需要,做人大代表挺好的,他老婆都说了,“老李,你做人大代表挺好的,搞搞关系。”——其实现在人大代表很有实力的,都是教授,当官的,是的,不是过 去工农兵,不是橡皮图章,都是钢印图章,只是这个图章,没帮你敲而已。要人民代表负起责任,靠谁呢?靠你翟先生?靠你冯先生,都不行,我们没有这么多精力 去找人大代表。那好,我找到了一个群体,访民,一个无处可走的人,他们在所有的地方碰壁,还有一个地方,是他们观念上没改变所以没有去找。什么观念:人大 代表没用的。技术上:找不到,人大代表在哪里?但是观念上理论上,人大代表在会议上喊打倒共产党都不会抓他的——当然没人喊了。如果人大代表他发出的信 函,政府绝对要处理的。只是人大代表他没帮你做,如果我们把观念改变了,技术上告诉他访民。我们找到这样一些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这样的就有上千上百访 民,纷纷找人大代表。

我 不是人大代表,今天我说不见你访民,也没关系。人家访民最多说“冯老师派头大了”,但人大代表不见你访民不得了, 人大代表不接见人民,还把人赶出来,你访民写这篇文章,绝对可以登。现在网络监督下,你一次、二次去找人大代表。我如果是做人大代表,心里就变化了——我 心里不能说,我先把材料转转。然后我找部下解决,否则烦不过。——人大代表就真正做起来。

我 对朋友开玩笑:“老婆能推动一场改变中国政治 的革命。”为什么?来访的人多了,人大代表老婆说话了:“老李,你当什么人大代表啊,不要做了,当你教授,当你官挺好,人大代表做得来,退又不能退,进又 不能进,这些人都围到我家里来了。”——人大代表就可能不想当了,现在有很多满足利益的地方——何必惹这个麻烦,你不想当了——但还有人想当了,真的想为 百姓办事的人有兴趣当人大代表。他就说“帮我们找个办公室,找个秘书,局长都有办公室,我们人大代表立法的人也要。”他们真心想办事了,人的层次就改变了 ——现在留下的人大代表就改变了。你看:这里全部过程不牵涉到什么改变宪法什么的——改变宪法这是在观念误区中。这样一场革命不仅在两三年中完成了。里面 动力最大的就是人大代表他老婆,男人都听老婆,触犯他家人利益了嘛。所以观念一改变,事情就变了,而且这完全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投入是现成的。

这对中央政府也好,对胡锦涛也好,他不是老毛,他一上台学宪法,是因为只能用宪法来统一中国,没有其它资源了。

而 且这个改革没有 很大动作,人改变了,人大代表倾心于民有什么不好?人大改变,法官也在改变。人大决定法官的。法官不负责,老百姓一直盯着你,不断纠正你——诉讼,知道是 不会赢的,但我们在法庭上可以申张我们的权利。给你压力。这两条线都需要维权群体的。我和朋友说:我给他们上访维权群体帮了很多忙,每月自己花了很多钱, 但是我认可他们这个群体,作为整体来说是很伟大的。不少人作为个体,不值一看的,人品不怎么样。但整体上来说是推进中国前进的很健康的力量。在找人大代表 时,我会劝维权上访者,你到人大代表家千万别穿写着“冤”的衣服,他没得罪你。所以说全国都这么做,就改变了。——现在只有上海有条件,因为上海人大代表 地址是公开的。

壹报冯正虎访谈( 13 )

来福士广场接待访民

壹报:你如何接待访民?

冯 正虎:我 每周三中午出现在来福仕广场大时代餐厅,很大的地方,离市政府二百号也近,我就在那边吃饭,边接待访民。已经成为维权人士聚会的地方,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我开玩笑说,公安局也允许。我做事都是公开的。我们国家是特务国家,你做事没有什么秘密。只有你把自己的事情公开。我选择这个路线很舒服,我做事 公开,公开也给周围的人以信心。周围的人都成为正常的人,用文绉绉的话说是公民意识树立起来了。我在监狱里已觉悟,所以我出来照样做,外面的环境比里面好 多了,在监狱里,你就象一个婴儿,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死掉的。把你小婴儿衣服扔掉,放在冷的地方,也算你自己死掉的,没有人可以救你。这么恶劣的环境中,我 以我的勇气与智慧坚持这些法律,你信就信他。法律就象信仰,你用就得信他,所以我属于信法派。你信它,它最后产生一种力量。

壹报: 改革需要具体办法,你否定了革命,但又如何找到改良的途径呢?

冯 正虎:有些朋友都喜欢孙中山革命,我们现在要有孙中山勇气,但不 用孙中山方式。孙中山,人称孙大炮。他看到清兵在练兵,他说要调转枪头,清朝就会倒台。现在你们要看一看,现在也要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天子是谁,不是你 们想的这个皇帝,那个皇帝,现在天子就是《宪法》。谁利用他,所有的国家机器就跟着你走。确实是这样。现在训练下来,以法治国。确实是这样,现在完全是实 力对局,是权力制衡权力,现在百姓也是这样。我说:“官为什么听你们的话呢?官位是人大授与的,又不是老百姓授与的,他们干嘛要听你们的。和他们搞,肯定 搞死的。谁听你们的,你们的权力授与过谁?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人大代表权力是你授与他的,不管选不选,以你们的名义当的。比如市级人大代表,不是选的,总 是杨浦区,静安区的人民代表。是你们授与的,当然要找他,找他是理所当然的。官的权力是他给的,所以也真听人大代表话。农村来的姑娘都知道要绑一个城里的 大款。为什么?要立足下来。你们也绑二个:交两个人大代表朋友,(他们)不就为你工作了,还是免费的,而且在法律上也应该为你做的——不就好了吗?

我 和很多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是从书斋到书斋里去,我在考虑具体的做法。你哪一个派与我无关,我只关心政府写出来的东西。我不关心哪一派。你成文东 西哪一个,成文东西改了,就说明方向性的东西改了。我不关心你抓了谁。你把我抓进去,我还是这样。这也是越来越与西方法治社会接近的想法。

壹 报:曹思源建议政治改革从同意人大会议电视直播开始。你认为呢?

冯 正虎:他们提了好 的方法,但他们没有看到好的方法其背后推动力量在哪里。力量靠人群。推动的力量与利益有关的。我们知识分子可以写两篇好文章,写完了不写了。共产党利用痞 子运动,农民翻身分土地,他根据利益跟着你干革命呐。维权上访人士 没有知识分子考虑那么圆满,他探索一条道路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找到了就正好推动社会。我感谢我的坐牢,我坐到下面来了,坐到维权人士这里来了。现在 维权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一块。

这样的推动谈不到颜色,没有颜色。颜色不变也变了。也不需重新立 法。无非知识分子有了这样的想法,事情也推动 了。中共也无可奈何,也乐意接受。也需要这些人制约地方。你靠什么制约地方官僚?也要靠人大代表。现在人大代表力气没有,是因为席位是官方分给他的。如果 百姓授与他的,他就很硬。他可保持国家法制统一,经济利益的统一,因为他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官僚做大。现在也是两条政治路线,一条是 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路线。一条是以官为本,执政为权贵的路线。有人问我,以何人为代表。不要问我,要靠谁。胡锦涛、温家宝以民为本,还是江泽民以官为 本?或者以后也会变。但是两条路线客观存在。

知 识分子要做的是跟这些访民宣扬这种改良主义。许多改良主义者是在看,看习近平,看李克强, 象我这样的改良主义看老百姓。六四之前,我一直看民间力量。所以我很独立。我现在对胡温的期望是保持好的政策就可以了,好的法律修正。做事要靠老百姓,你 不要期望地方官僚,因为中央的政策法律与地方官僚是冲突的,是限制他们权力的。我现在能做很多事,我体会,这跟时机很好有关,中央维持国家,他也需要从法 律维持,对地方制约。我们这些民间人士干什么,有人说中南海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那好,让我们带出来用。所以现在是这样一个好的时机。

有 这 种想法到做起来,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老百姓纷纷找到人大代表,你这个人大代表,一个月就吃不消。以前为什么不做,以前没有群众,这个事总是要人做的。这些 人不是你叫来的,或你教育出来的。这个群体是不需要你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潮流。还有一种知识分子是看的,看皇帝,那是没用的,白做了。我是希望这些人通过 民间改造社会,通过现有的法律去改造。法律已经很完整了。所以这个进程是很快的。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4 )

督查简报是维权的中央文件

壹报:《督查简报》坚持了很长时间。今年工作的重点在何处?

冯 正虎:所以我今年的重点放在推动人大代表这里。所以 我这次把人大地址向访民发掉了。你点拔一下,老百姓就知道。我把《督察简报》寄给全国人大八百个代表。有时每期印一千份,有时三百份。这种形式,他们喜欢 嘛,因为他们一辈子看文件看惯了。很舒服,所以我们要为客户服务——用他们舒服的方式。我写文章,要让维权的人看得懂,不是与政府辩论争吵。我举这样的故 事做比方:我们的中共与这个体制是个吝啬鬼,你越好心好意救他,帮助他,他老不领情的,有一天这个吝啬鬼跌在河里去了,人家都想去救他。有人说:“你把手 给我呀!”他拒绝给你,宁死不给你,因为你不明白吝啬鬼老是要占人家便宜的。我呢就大喊:“抓住我的手。”他就抓了,把他救出来了。我们不是救人,是救中 国。但现在中国统治者就是这个心态。他就是觉得你反对他,是不是要推翻他,所以宁死也要反对你。我们知识分子都想成就中国。我们不能改变他,只能小小地改 变我们的一种方式。其实我提出的“护宪维权”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壹报冯正虎访谈( 15 )

司法不作为案例集是向落水者伸手

壹 报:这个救人比喻很有意思。

冯 正虎:我不能要求他,“你死都要死了,伸个手。”我们很多朋友就是这样。要求伸个手。你要承认这个 状况,现在有中共这样一个吝啬鬼领导中国不愿放弃一点点东西给你,死都不放弃。你怎么救他。救不了他,中国一切也死掉了,就象飞机一样,不能让飞机跌下 的。我采取的方法:喊:“你握住我的手!”。我现在能写东西,能公开,他们不来惹我,因为我没有确切主张。国保警察认为:“你说的是这样,但做的好象不是 这样。”只有一步步做。我现在要求法官受理案件,他无赖,不受理也不裁定。无赖?好的,你认为我一个人没用。我让民众拿出一本书叫《司法不作为案例集》 ——让你无赖。书出来,你就感觉压力。我来一本《司法不作为》,就把你不受理也不裁定的无赖行为全部放在外面去。让整个民众看一看。七天不受理,不裁定, 不可能发生的。——但事实确实是样的。我把你这些行为全部拿出来,你就不要说司法公正——你法院可以关门了。老百姓把你一逼。你法官和人大代表碰到一个问 题上——你听谁的?还是听法律的。你现在听官的,因为官给他位置,老百姓给他的压力不到位。如果两个都到位后,就变了。

不 要跟老百姓说共 产党没有法的。错,西方社会法官也有权力压力的,不是没有的。也是需要法官负起责任心的。否则我们把什么坏事都往共产党三个大字上一推,每一个人都可以不 负责任做事,所以每个人应该负责任负到自己头上去。自己负责任。不断地推他,让他负起责任,人大代表就是人大代表的责任,法官就是法官的责任。你起来了, 不就三权鼎立了吗,否则你给他压力没用,再来一批人打天下打下来,也是这样。我说共产党解放前提的民主口号提的比现在民运人士还要漂亮,都好。

这 就是我们公民社会,我们老百姓,懂得维护自己权利。让老百姓在权利扩张的基础上真正确立公民意识。到时候,自然而然,不要推翻谁了,让选票决定了,或许还 是共产党当家,或许不是共产党,不要把共产党不当家作为一个前提来搞定。你理论上都是对的——共产党是要消灭的,一百年,一千年总要消灭的,永远是对的。 但你从改革的路怎么走法,又碰到蛋和鸡,鸡和蛋的问题了。没办法走得通,你既不相信他,又相信他有很多权力可以改变?

一 个胡锦涛就可以把 四项基本原则取消掉吗?现在取消四项基本原则,需要什么,一个人做不了主,九个人都做不了主,要三千个人讨论讨论。三千人人大代表,个个是各地大小诸候, 你以为都听胡的话?只有靠民众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个宪法倒退倒不了。现在国家人权行动纲领拿出来了。讲得很好嘛。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6 )

牌坊越大越好

壹报:如何让人们在失望中找到行动的力量?

冯 正虎:现在的共产党跟李敖说的一样—— “和小孩子一样”,你不要一直打他,他狠狠心就乱搞,要表扬表扬他,好的东西树立起来,让他的牌坊立得越大越好。其实对我们反对派,你说他好的东西,是给 你自己增添信心。好的东西多起来的过程,也是你推动他进步的过程,你把中国看成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的,其实你也没有信心的。一无所有,你搞暴力,你又不象 这样的人,海外没有一个人象过去汪精卫能出来搞暗杀的。***在国内写两部小说,要把窗户关得紧紧的。写两部小说有什么稀奇。激烈的人其实是最软弱的人, 你把他一关,你看看。过渡政府没做几天,霸道倒蛮足的。我所做的是让周围人感到快乐就可以了。

妥 协也很重要。就拿狱中断信的事来说,我告 到监狱长那儿要求通信,他们派了个人和我对话,他说按法律是可以的,但有一种“个别的情况”在档案里规定的,我们没办法。我说:“这种情况对我不存在,因 为我刚进来时,是通过一次信的。”他们就问我:“那我们查一查,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什么要求,至于警官们私压我的信,是你们的事情,我只希望我信 通就好了。”他说“你很爽快”。我在里面还追究什么警官责任啊,我们弱势群体有时是有一定的要求,不能过分要求。隔一天,全部开通。——也看过几次,压过 几次。我很犟的,我把过去写过的信再一封封重新寄出去。我有底稿的。所以我坐牢有这么多信在外面。

壹报;你是和警察如何打交道的 呢,我试过和他们讲公民社会常识,好象效果不大?

冯正虎:起先他们给我夫人说我还没有吃过苦头,知识分子嘴老。后来吃过苦头,他 们说这个知识分子不像其它知识分子那么软弱。那里面犯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狱警会把我叫进来问,“这样处理对不对?”我说不管我的事啊。——我都成监狱里 的检察官了,我成了犯人头了。

后 来我的一封信,使得他们严管室所有的东西都拿掉了。老虎凳,二十四小时绑着犯人的刑具全拿掉了。他也怕 了。我说“法律是有追溯期的,我告诉你,你这是犯罪。”我一直告诉警察,“你是犯罪。”我不象高与胡佳跟他们讲信仰,我就讲你违法,严重的可判多少多少 年。我有一个简报刊登了《扰乱公共秩序的上海警察》。官方至今没有反应,“你阻挡我的行为按照治安管理法规,行政处罚是五天以上十天以下,罚五百元。这是 轻的。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犯这一条加重处罚。严重的变成刑事了。”我讲给他,“我说你是治安警察,小偷偷了东西,可以逃掉。但一旦有人立案,你是一辈子逃 不掉的。罪行是很清楚的,拦截。其它免谈。”我们是无神论者,跟他说来世,他是不在乎的。你告诉他几条几条,他害怕。运动搞多了,知道运动会反反复复的。 我这期写《严惩截访》。我就谈法律,你已经立起来的法律,我就会搞你。民众去制约他,谁当家都一样,民众自己的公民力量也会壮大的。官方说我传经授法。几 百人上访户让我讲课去,我对官方说:“我讲课,你们应当感到高兴,我上课,你们派几个公安,几便衣,录音下来,哪几句是推翻共产党,一铐判我三十年,不解 决了吗?”他们苦笑。

壹报:对维权老百姓有何建议?

冯 正虎:我对老百姓说“你干嘛要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 呢?你口口声声说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侵害你的人都代表它,你把你的对手越搞越大了,你可以换个思维理解,他们都不代表共产党,也不代表政府。能代表政 府的东西,是法律上规定的东西,他这样做是代表政府的。不是按法律上做,就只能代表他自己,如果说以人为本的路线,壹报与推友:欢迎你,老虎,你回国让大伙的春节分外开心。野夫还写了个 春联对子:“虎气必催天地色新,海上欣迎冯正虎。猿声难挽江河日下,人间笑看网评猿。”朋友们 说要建个博物馆,把你回国抗争的文物都陈列一下,搞一个网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没欺压老百姓,才代表共产党。否则这些 个人都是违法犯罪分子,我们要坚决反对,要把他扭送到法治机关去。如果你们是这样的心态,我们的力量就很大了嘛。政府与国家机器都站在我们这里的,其实就 是换位思考。我为什么对中国有信心,好话都给他政府说光了嘛,我们就实现几个,你也不用再说好话了。你把好话都兑现就可以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7 )

坐牢的包随时放在门口

壹报:你最让我吃惊的还是你的心态。

冯 正虎:他们问为什么,别人干不出, 你干得出。我说我干得出,我坐牢的包一直是放在门口的。牙杯牙刷都准备好的,换洗衣服放在一个包里。因为过去被抓后,我夫人曾经很痛苦,就象胡佳夫人一 样,东西送不进去,刁难你的。我被关了十天,夫人给他们玩了四五天,东西还没拿进去。不如我自己带点东西就好了。这包里有可以维持二个星期的东西。

刑 拘一个月时,我和夫人说,“我进去你不要急,最安全了,他们总会交出一个人的。你们放心,我在里面活得好好的,真是休息。”我要和胡佳说,“你 在里面看你的书,把身体调整好。你和管你的人讲什么有罪无罪啊。”我在里面血压高,当时限制所有的药带进来,我就天天泡菊花茶。自己调整,这关过去了。

坐 牢靠自身的心态,自身的免疫能力去对抗的。心态好了,就好。坐牢是个好时间,可以让你反思很多问题。让你看书,我不赞成在监狱里绝食。我和张青 说:“绝食能说明什么问题?你微笑,他们就害怕了。”我和上海维权的人说你们哭哭闹闹没用的,你微笑,你活得很自在,他们没方向了——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东 西啊。

监 狱是实验地,是专制社会的缩影。你在监狱里完全靠你的能力,培养你的智慧,你的勇气。你没办法借力。赤膊一个人。靠你冷静判 断问题。有的人监狱出来废掉了。怕得要死。很仇恨。有的人很平稳,很有力量,监狱出来是两类人。大多数被吓得很怕。但监狱里也练出一部分人。我与他们斗, 我比高智晟胡佳幸运的是我是出牢来以后和他们斗。高如果出来了,和国保在门口斗,肯定不是这样的格局。我是经过训练的。耐心就耐得下来。他们就玩不过我, 我在那么狭小的空间生活下来了,在家里算什么事。平常人给他堵在家里,他会发怒的。阻碍你,极力反抗。他们看挑斗成功,就继续搞。这种方法对付不着我。坐 牢是自身能力得到锻炼,你的心态是很轻松的。恐惧是无知,你对很知晓的事物,就不会有什么恐惧了。所以我和夫人和警察说:“什么时候,让我坐牢,我可以疗 养疗养。我在外面,每天工作到十二点钟,生病还没医疗劳保。我进去看病不花钱,吃饭吃皇粮。八点半就睡觉,看看书。”他们觉得用坐牢吓我没有用。

上 次抓了我十天,警察陪我聊天三四天,我说:“端午节,你们回去回去。”在一个审讯室,警察应当坐上面,我坐下面。他给我泡茶,位置坐到下面来, 我说“哎,你去,你去,这个角色,你坐在上面比较像样。”他连说“冯老师,冯老师,不是这样。”我说:“你想通了吗,你要做得对了,就不用来找我,”他说 我不知道你这么出名。你一抓,整个网上都知道。我也是一个六四这么出名的人。看守所的警长说,“你这个人不得了,提蓝桥监狱也蹲过,老前辈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8 )

出狱后追着打官司

壹报:出狱后你又告法院,详情如何?

冯 正虎:到了这一年,我突然想起我的冤案,法院判了我的刑期及罚金,但判决书中没有写对警方查获物品的处理。按法律,没有判处没收,应当返还,还不出则应当 赔偿。

判案时,司法会计中心已核算:我的书值二百零七万。于是我就上诉,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赔偿。——我现在和你讲法,讲得很认真啊。

这 个体制就是这样,老百姓,你硬他就软。公民要自己站起来,在站起来的过程中,肯定要对你进行打压的。你冲过这一关,属于你的东西还是你的,我们 的法律已经树立了这个东西,无非是我们的法律很软弱。这种软弱需要我们血汗让他强硬起来。我去做示范,看看都是我个人的案子,其实是很典型的。

壹 报:听说你还告过提蓝桥监狱?

冯正虎:我 出来就告提蓝桥监狱,标的是五十六元,代表五十六天,我对警察没有什么怨 恨,我是表达公民的诉权,对他的管教场所是很大的制约,因为我出来都能告你。我自由被限定——没错这是法院判决的,但法律没有说我的健康我的名誉权可以被 剥夺。你对我的虐待就是对我的健康、名誉权进行侵犯,所以我状告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壹报:之后你又告监狱侵犯财产权?

冯 正虎:告他侵犯我财产权,因为我出狱时非常特殊,是脱光式检查,一张纸都没带出来。我出来时给他们几箱东西,包括报纸《南方周末》,《南风 窗》,我写的日记和东西。在牢里是不能用本子写日记的,马上会被偷走,我是一张纸一张纸写日记,然后把纸东躲西藏甚至放到别人的地方,最后临出狱时再抄在 一个本子上。他们检查以后不给我了,出狱当天我不出去,说三年都坐下来,不在乎这一天,你们可以请我喝咖啡。最后有人说了好话。我就走出去了。回去当天, 我根据记忆写下九页纸的扣留物品清单。一个月后,我就把清单寄到监狱里去。不睬我,我寄给司法局长缪小宝,告诉我要起诉。这招蛮灵的。十天以后,我收到提 蓝桥刑务处的通知,让我领我的私人物品。他们说话就软下去了,说什么为了还给我他们还加班加点工作。他们留下几样东西没还给我,一个是日记本。一个是英文 材料。我说日记本你们需要可以复印,这的确是一个无罪的罪犯在提蓝桥的纪录,但本子是我买的私人财产。

所 以起诉他。法官说我很厉害,从来 没有过人能告监狱的。当时时间也凑巧,要是再过两天,我的起诉期限就没了。我对国保警察说,我打那么多官司也是法院逼出来的,本来我只想打一场官司就是出 版自由的官司,但法院不受理。你们堵我的路,我就启动第二场官司,告新闻出版局当时的撤项(即当年撤销日本在华企业名录的书号的文件)。这场官司只要立案 我就赢了。根据行政诉讼是被告举证。我就逼新闻出版局说出当年撤项的理由,让背后的东西浮出水面。

壹报:然后为出版自由,你又打上 了官司?

冯 正虎:过几年以后,我又用自己的电子书《日本企业》攻新闻出版局。就是这本书,我同时在日本做繁体字版,这本书反映了 两个国家在出版自由方面的态度。在日本很容易,我写了,我就出版了。这本简体版本,按程序,我不卖,我先办了版权证书,在中国版权证书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 举,版权证书的办公人员说这是打官司用的。没想到我是真的用这个版权证书来打官司。我版权申请花费了一个月时间。然后,我就开始向新闻出版局发出申请,要 求自行发行这本书。我有著作权,根据著作权享受的权利就是可以发行,可以卖买,我要新闻出版局来认可我,他的电子出版物条例说,电子出版物发行要他许可 的,我是多老实的公民,虽然不合理,但我遵守,我让你许可。根据这个法律是有这个权利,著作权法是出版界最高法律。

难 题出给他,他进退二 难。他要批我,中国从此有出版自由了。我能卖,你也能卖,真正的著作权有了。不批,他就违反著作权法。结果,起先他电话打给我,“你要销售办个出版发行公 司,很容易的。”我说“不要误导我,我没兴趣办发行公司去卖人家的书,我只发行我的书。我卖我自己的书是著作权的问题。”后来他们下了一个文:答非所问, 避开不谈。我就到国务院新闻出版局复议,受理了。其实我知道我要自己卖了,也没有人管你。这叫选择性处罚,他要搞你了,他就说你破坏了出版管理条例,很多 人为什么没感受到,因为卖了也没有人管他。但这其实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威胁。因为一旦他要报复你,就会把这个作为理由,我们在法律上叫选择性惩罚。他不能 批,也批不了。这说明新闻出版局的条款与法律冲突,所以我挑战他的这个体制。国家新闻出版署复议出来了。我再起诉到法院,法院不受理。我一审二审不受理, 我就要申诉了。我写了万把字诉状,相当于中国公民出版自由的宣言。这又是一个经济类的案子。法官回过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国情。”

胡 锦涛到日本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个民族在创新,我们这样的制度怎么创新?这本书2007年九月出来,到现在一年多不能发行,公众很需要这个信息,这 个体制 让人没法创新,公众得不到最好的信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信息。你去日本的书店看一看就知道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在哪里?日本大小书店,关于中国的信息有 一大排。我们为什么弱于其它国家,是我们的官僚阻碍了我们,是帮外国人打击我们。我这本书对中国贡献,没有人这么详细地介绍日本企业。”

这 样的案子,就是让我们要争取百分九十九的人权利。为什么?因为发表政治的,千分之一还少的人。这种权利先不要碰他,我们先维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权利, 让知识分子争取出版自由,这牵涉不到政治。

我们虽是大陆法国家,但案例也很重要。我能出,我就不用罚款,不用坐牢,其它人也就不用怕了。 这个很重要,我每一场官司能赢,中国就改观,出版自由就来临了。你出版了,没有人关你,没有人罚你款,你就自由了。

没 书号难打官司是 2002年。现在社会是进了一步。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不要书号。我根本不买书号,我不需要出版社,难点与焦点是个人要出版。书号是管理编号,国际上没有花 钱的,我在日本办过出版社,多容易啊。在日本,他们给我一个出版号,号码是你自己编的,你要发行,你就加入一个发行协会,三年只要一千元人民币,就行了。 很规范。就可以进入流通。——中国这种体制是害了民族创造性的。你防不了要害人的人,地下盗印点有多少!你妨碍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的创造性。你在中 国正常走程序,一年都批不下了,中国这个体制是教人违法的,你做盗版是可以的。而规规矩矩做事反而是不行的。我给胡锦涛的信给胡办转到新闻出版局。

但是上海很赖皮,根本不受理,连行政复议也不受理。

出这个书都不让人出,更说明问题。这些法官还想用国情把我们的出版不自由真相 都掩盖了。

我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实际的法律的例子,一些不敏感的例子来推进法制进步。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9)

在牢房中教 训中队长

壹报:你是如何坐牢的,坐牢中如何保护自己?

冯 正虎:在监狱中确要妥协,他们不 来找你,你也不要找他们麻烦,因为你毕竟是弱势群体,管不了那多事。有些人的确是犯了罪进来的。我始终做法与其它人不同,为什么警察看到我很尊重。我有一 个很严格的区别,如果在警察办公室里面,我和警察地位绝对平等,任何问题我可以跟你争论。犯人从边上走过,很害怕,冯正虎这么厉害。但在外面,我对你警察 绝对尊重,警察做执法者代表。例如巡逻时走到我面前,我会站立起来。其它犯人不会的。他们说你为什么,我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我对他的不对之处会严厉 对质,公开的场合,我遵守。警察对我很尊重,因为你敢于反映问题,有时也给他们这么大面子。

有 一次警察打破了一个平衡。在萨斯期间,年轻 的中队长想做改革,每天加班得很晚。正好有个犯人,教育犯人过程中,犯人不服,中队长就打他,警棍敲头,脚踏,还游街。——好,我开始管你了。——我就找 到他办公室去了。我说“王中队长,我发现一个问题,根据《监狱法》,犯人的劳动时间是参照《劳动法》,一天八个小时,一个月加班不能超过三十多小时,你现 在看看,我们每天晚上劳动到十一点多,星期天都没有休息的。我们这样犯人身体要坏掉的。这是违反《监狱法》的,我只负责提出来,改不改由你。”

他 紧紧拿着警棍,想动作。我接着说“我还有个问题,警察动用械具是可以的,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如犯人逃跑,但犯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殴打犯人,这种情况是违 法的。我提出来,改不改由你。”

他问“你对他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具体问题,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自己和检察院交待 去。”

中队长又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 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只有半个月就要出狱了,但是我只希望有一个好的服刑 环境。我们这些人不是天生下来坐牢,是有各种原因的。今天在大墙外的,也不能说他一辈子不坐牢。今天你可能觉得我们要求过高,其实是公平的。”我还说: “你现在没有打我,你打我,绝对不放过你。”他盯着我。

我走出去后,他立即叫两个犯人看住我,其实这两个犯人是被我控制的。在监狱里有二 种犯人对我很好的,一班是政府信赖的,一班是最捣蛋的犯人。警察做什么我都知道。

我在狱中任何周记报告都不写。但这回我写了,我在周记中 把我说的话写下来送给中队长看一看,把他气得要死。

第二天,教导员来了。“你怎么啦。”

“他对犯人太不尊重,不把犯人当 人。我现在教育他,让他知道犯人也不是怎么好欺的。”“要么,他给犯人赔礼道歉,要么我走掉。”

大队长又找我。最后把我调走了。我是犯人 头。我换到楼下中队。

我 没到时,犯人就很高兴了,把我照顾得最好,我碗都不用洗。我们的牢房三点三平方,三个人住,这是英国人日本人建 的。我坐牢睡觉时一直与马桶相吻的,我是重要犯,派犯人看管,一直睡到我走时,是睡在地板上的。我幸运我有睡过老监狱的体会,知道那种味道。最差的东西都 尝过了,还怕什么。

我的很多想法是在牢里想好的,走什么路线,很坚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0 )

维权者的力量

壹 报:和上访户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很少,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何体会?

冯 正虎:改造社会,光靠知识分子纸上谈兵不行,要靠社会的力量。 老毛不靠痞子就不行,以前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行,老毛的这个群体跟现在的维权人士差不多。个别分开来,一个个都低的,都是急功近利的。甚至很自私都 是为了自己的。但整体上社会需要这些人不停推动。而且这个群体的人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人,许多人自学法律,身处这个阶段,他们互相帮忙做公民诉讼人,他们精 了,法官也得精了,逼你进步。如果把中国这么大的上访群体引到守法的轨道,就是了不起的力量。现在上海有个不错的风气,维权者公益代理人,互相做,还有维 权者一起参加开庭,每次开庭,警察很紧张。比如这次开庭,只给我们五张票子,其它三十张票子是政府安排的旅行团。他们很怕局面失控。

壹 报:你的护宪维权网是如何建立的,为何会选择建网站的方式?

冯 正虎:我一开始找媒体,媒体没有用。找律师也没有用,我完全靠自 己,在网上不断发一些东西,2005年我建立网站,“护宪维权”网。为什么办自己网站?因为投稿,媒体不一定用,海外媒体可以报道你,但不一定发你的文 章,所以我要确立自己观点与道路。你看我的网站不是一个新闻网站,更象杂志,把我认同的文章观点放进去,都是选择性的,这是对公众负责任的东西。其实大部 分公众是你影响他的,而不是开个论坛,瞎谈。谈到最后什么结果没有,公众需要选择性的东西,我的文章选择标准是不论你属于什么派,只要主张是我理念相近 的。而不在多,文章多是没有用的。网上走动太快。能指导人,影响人就可以了。

网 站建立以后一直被屏蔽,我一直打官司,在国内建网站,因为 封掉,2006年打过官司——因为我是用付费的服务器。封掉后我就搞游击战,我简报上有网址。我的目标是一直要让国内人看到,所以服务器放在外面,但我域 名转移。也碰到一个问题。出来一个封掉一个。到后来,我固定域名,也被屏蔽。我这个服务器送八个IP地址,我可以换的。有些人不敢用代理,所以我还是出书 面的《督察简报》,我的做法和路线有关系,我改良,就要为国内人开的,为以前的同盟军开的。我有一定影响,可信度。我的简报在访民影响很大。二三百份,高 的上千份,但复印的很多。

这一期马亚莲写的截访人员被打,国家信访局下来调查了。其实在国内有很多事可以做,但简简单单一句口号如打 倒***,就被封住了,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21 )

上访户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基本力量

壹报:你为什么说上访 户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力量?

冯 正虎:上海大部分是拆迁上访,还有新疆回沪的问题,征地农民的问题,上访户文化程度一开始并 不高,我看他们还高唱革命歌曲。有些上访户提升一步了,不仅仅是关心自己,也有帮其它人写,帮其它人呼吁了。层面上相对提高,这些人也是将来人大代表候选 人,将来政治家是来自多方面,有来自原来的人大代表,也有来自现在这些访民里面的。为什么?维权上访已在各地结成了人的联合,在维权上访过程中学会了组 织,学会了联系人,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对民主建设是很重要的。

我 的判断:如果二三年后上海区级选举,我可以说民间推得出七八十人。一 个地方,一个人参与选举压力很大的,如果一个地方上百人来同时参与选举,就不怕了,选举就顺利了。这个选举基础就在什么地方——维权上访的人。这个人群对 政治改革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力量,有些知识分子确实没接触,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大的人群。

他们 为什么管住我,是要把我与维权上访的人隔开。 我是公开的改良主义,不会激进的。我把这些人都教会了。我如果是激进分子,他们倒不怕,有人举证,正好把我抓进去。我公开的说话都可以录音下来。国保警察 说“看你的东西,看下去,看下去,你跟胡锦涛一样的嘛。都象中央口气。”——他们越看越糊涂。

现 在维权上访户不仅会学法,还会学电脑。也 会用SKYPE。活跃的人都会买电脑。为民主建设训练了一批人,这些人一转身就可以投入民主建设。他们已经把恐惧冲破掉了。一个人进看守所,出来时,一大 群人都来迎接,还要吃一顿。风气已改了。这些反对派,官方也已经认可。所以说我们社会反对派已经形成了,各地方象我一样的都有,不是挺好的。事物就在渐渐 变化中,哪一天,党禁开了,不是党禁开了,而是本身党就有了,他就接受了这个理念。哪一天出版自由,是在这之前有冯正虎,李正虎都在出这样的东西,包括你 也编《壹报》,都是的。我们就是要把选择性惩罚破除掉,你在编,他在编。他不过是偷偷叫网络公司不让你办。要是以前还不是大明大白说你是非法出版物啊。社 团有很多,按现在社团管理条例,大部分都是非法的,没有主办主管单位。但是还有选择性处罚这把剑悬在那儿。所以要靠自己活跃起来,中国有句话法不责众,大 家都这样干了就成既成事实了,现在博客这种变化对我们出版自由是很大冲击,其实都在出版了。现在定义你卖不卖。——现在没有非法出版罪,只有非法经营罪。

其实大家都在鼓吹政治改革,就在于政治改革你的含义怎么理解。政府主导的那个大的政治改革是没有的,但生活中都在进行。如果你定义把共产党打倒作 为政治改革开始,那你永远看不到。以后说不定共产党还和苏联共产党一样,在苏联解体后还是一个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2)

我们家是一国两制

壹报:你的妻子对你的维权工作是什么态度?

冯正虎: 我家里从亲人角度,象我的妻子是不支持我,但每当我要准备坐牢时,她倒很关心我。这就是亲人,因为亲人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去做危险的事,这是很正常的事。但 是她对警察说“我没有办法说服冯正虎不做这件事。”妻子不希望丈夫处在天天可能被抓的恐惧之中,不希望家里是一个很不稳定状态中。

他们对 我的事,不需要支持,默认就是最大的支持。她和我不同,处于不同环境中,我处在维权圈子中,她毕竟在正统大学圈子中。我们是一国两制。我早就变成流民草 民,我们享受一国两制的好处。她说“我能守住一份安稳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

壹报:你的孩子呢,他对你的事是什么态度?

冯 正虎:孩子去日本一流大学读研究生了,我们家人质没有了。学习很好。当时他要去美国,但需要保证金,我们家是拿不出来的。我不喜欢儿子用我们政 治这份光环去美国。他很独立,靠自己免了学费,在国内读大学也年年有奖学金,所以我说上帝很公平,我儿子不用我的钱,不就等于我赚了钱了吗。我儿子公开不 关心我,八十年代人有八十年代想法,我坐牢,儿子只给我一封信过(也是写给警察看的)很简单一句话:“爸爸,我一切都好,请放心,看来你收到我这封信时, 大概你已经要出来了。”当时他读高中时,他很有个性。这次我关十天,我儿子也被带过去,共产党老搞人质这套东西。“你为家庭考虑考虑”。就是搞恐惧的东 西。我哥哥提出把他带过去传讯可以,但是要他在场。他们问我孩子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孩子说:没什么看法。他们问:“你帮你爸爸做什么事吗?”儿子说“没帮 他做什么事。”他连团员都不是。大学几乎都是团员,组织上找他,他回答,我如果入团,在高中就入团,你们就不要找我了。他刚到大学政治课不上,他其它成绩 很优秀,老师很急,“你就是做样子,你也要做。否则奖学金拿不到。”中国这个社会,你还得要适应。

壹报冯正虎访谈( 23 )

珍惜我们的家属

壹报:众多走进牢房的维权人士,留给家属的是破碎的家,我觉得那是承受最大痛苦的一群人。

冯 正虎:我们要充分理解我们的亲属,对他们不能有再更高的要求。他们不支持我们是很正常的,而且他们比我们承担的风险是更大,更痛苦。高律师刚搞绝食时,我 已经写过类似的意见给他了。我们是走在钢丝上的人,走在钢丝上的人自己是把握住的。但亲人在旁边看的时候,心里着急,她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跌倒了,她是你的 亲人啊。所以她不赞成,是很正常的,你也要理解她。我在狱中写信给我妻子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是因为放不下对中国的责任心,如果在一份认罪书与一 份离婚书上签字。我肯定在离婚书上签。这是原则问题。等有难过去再回来,也很正常。她跟着你承受不下。

我 家破碎了好多次,我从六四就这样 过来了。被迫无奈到日本,学校给她很大难题,你要去看丈夫,你就要把房子退出来。一天之间把我的家全破坏了,学校很绝,第二天封条就把我家封掉了,家里东 西都送掉。我儿子一直跟我提到游戏机,因为他很小,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只记自己玩的最心爱的游戏机没有了。家就这么破碎了,我让哥哥从日本带回一个游 戏机。为了爸爸的事,他的很多机会没有了,他受到的歧视,他心里很知道。我坐牢,四十万罚款,当时已经没有钱。我夫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她也感到了钱的 需要,她把我留下的电话卡都拿出去卖掉,也卖不了几个钱。我一下子进去,我的资金全投入公司里,是在我最兴旺时刻,一下子跌掉了谷底,家人的救济还没到 位,银行催钱,房子卖了四十几万。在这方面我对家人负欠很多。

被抓进去的人,我从不呼吁,因为呼吁没有用,对这些困难的人,最重要的是关 心他们的家属。尽管我与郭飞雄陌不相识,但我经常寄东西给张青,因为我经历过。许多人不是他帮你,而是你帮他,借你的牌来打。

壹 报:家里人有没有感到一种恐惧?

冯正虎: 法院要收我的房子,我把家里东西扔掉了。把房子卖掉。家的折腾是很大的。孩子都看到了,他确实在承受很多,他的恐惧的心理怎么会没有。我们这种专制与迫害 是对我们周围人的影响,比对我们还厉害,留下的是恐惧的心理。

有 一次我和妻子走在四川路上,因为人很多,我走在前面,突然走掉了。妻子看 不到人影,她忘了手机在身边,拼命地找,在她记忆中,我突然会失踪过,这种伤害留给人什么心情!我家是不能有钱,放在银行怕政府这个大强盗把你封了,放家 中,怕小偷把你封了。还是没钱好。他可以用任何理由,拿走你的钱。这些现实我都知道,所以我不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改良主义者。

壹报冯正虎访谈( 24 )

面对警察

壹报:冯先生,你如何面对国保呢?象胡佳这种被国保团团围困的事是否经历过?

冯正虎:我从没说过。第一次和别人说。

胡佳经历过的我都经历过,而且 我不会别人一看住我,我就放在网上。我是写总结报告的。这桩事情结束了。我们知识分子责任心很强,我们要给周围一种信心。写出的东西要对人有用。这很重 要。所以我写的东西很乐观。

奥 运会,我二十四小时有国保守住。朋友开车带我出去。国保在街上拦我,与我辩论。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国保处长 说你写得到点。派出所所长这样的人看不到网上的东西。我把国保称为鸿门宴上的朋友。他们有句话,职务所在,位置不对。他们是公安,是职务。我肯定不配合, 过去我说立场不对。他说立场太激烈的,是位置不对。我说好,能用温和的字我就用温和的字,位置不对。所以肯定是对立的。

我和他们说, 你们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抓我的时候,你们跑得快一点可以的。看到我这样的人,他们也没办法。

我 的风格与胡佳是两样的,警察的车,我敢乘。 奥运期间,我就坐他们的车。我就和年轻的大学生警察聊,“如果你儿子以后问,爸爸,你奥运期间在干什么,你怎么回答啊。”“你就回答,我在看冯老师。” “儿子又问,这个冯老师怎么样啊,”“冯老师挺好的,在家看书什么的。”“你儿子想不通了:你就干这个事啊,哈哈!”“到儿子这一代是不理解你们的行为 的。”

他们在这儿看守我,我就发《督察简报》让他们学习,这是我的中央文件,是局级待遇。奥运期间,我就写了一篇《反对迫害》,我给派出 所所长看,他人很直:“冯老师,你写得好。”

等 他看到另一篇有描写他的,就不舒服了:“冯老师,你这样不好,不符合事实。”其实他什么不 满意?——是觉得形象不高大,又是请我们吃饭什么的。我说:“你没有英雄事迹呀,这样,你把我一拦,手铐一铐,我坚决反抗,我们俩都成为网上英雄了。”边 上国保都在笑。——你没有英雄情结,我怎么加进去啊。

“你 作为一个比较自然的人,作为警察应当理直气壮地,你为什么坐到这儿,你也没办 法,政治需要,只好和我斡旋。我也是这样,我是这样的公民,为什么不能自由进出呢,也为了政治做了牺牲。我们董处长为什么老是陪着我笑,他是那么诚实的 人,也是个警官,他没必要陪我,他也是政治需要,我们都是为了政治做了牺牲啊。”他说:“啊,是这样的啊。”

我和他们聊,聊法律。不聊套 话。也没有套话好说。国保说:“我们和你讲情。”我说“你和我讲情干嘛,你有那么多关心我吗,你又不是我妈,又不是我老婆,你关心你自己,向领导交好任 务,什么情不情。我和你讲法。法只有一条,你们错了。”

壹报:他们也是人,与他们的沟通应当如何进行?

冯 正虎:人和人还是能沟通的,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代,都是讲利益的人。我说少扣你公安一元钱工资你肯定不想干这个活。清醒看到我们周围的圈子在发生变化,不 能看成一直在对立。包括胡佳出狱后,肯定是不同的。胡佳这个人能适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很放心。他肯定做得好,他这个人不是极端的人。里面的人不会对 他差到哪去,你不要担心他的身体,他会养好身体出来,里面生活很有规律。不用激动,可以把自己身体调整好。出来再努力。和里面几个小警察有什么好争的呢, 你和他说:“我是无罪的人”——他看守着无罪的人,叫他怎么生活?监狱里与警察最好的配合是不谈案子。有这个智慧,我们是可以做很多东西,包括对周围的人 都进行改良。所以我在上海提倡快乐维权,公开、和平、快乐是我提的三大口号。我们把它当作快乐的事来做。我写东西,给人以建设性、信心。很重要的是,把一 个事情做完以后,告诉人家:我能做的,你也能做。象杨佳的事情,我不能做,我就不能把我不能做的事情鼓励别人去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5 终结篇)

在一个变态的社会做一个正常人

壹报:有时候做英雄容易,做一个平常人难。

冯 正虎: 我们不要把自己拔高,看成伟大的,不是一个正常人。金燕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偶尔的机会拿了一个奖,还是做普通人比较好。用普通的心态去做。在一个变态的 社会做个正常人,这已经很伟大了。我们的老百姓心中没有恐惧,政治改革就容易了,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不是主张推翻你政府,普通人每个人的权利都可以 争取。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人这样去做。

我 想在出版自由这一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写的都不涉及政治,只有零点零零零一的人 在写政治的东西。一个社会应当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获得权利,现任体制应该能公开接受,而且能做到。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都获得权利,那百 分之零点零零零一的人自然获得权利,那时别人会觉得写这个政治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现在是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的写政治的人希望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的人跟着他,他也有个理论:是有了我们写政治的自由才有你们普遍的出版自由。这道理也不错,最难的东西得到了,最容易的东西也就得到了。——但我认为在实 践中是不现实的。

百分 之零零零一人要退一步,要帮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获得权利,因为大部分人经验观念没有改变。都觉得要出版社出 的,要批准的,那他们更不能接受你。当他们知道国际上书号是没有价值的,书可以自己出也可以请专业出版社出时,当社会普遍接受这点,那么再提出零点零零零 一人的政治出版的要求。大家会就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不能去压制他。现在难度很大,因为现在所有书都是出版社出的。自己出本书,总象做贼一样,还象准备坐牢一 样的。我们老百姓要克服这种没必要的害怕心态就好了。

所 以我现在要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奋斗。做这样一个改良主义者。百分之零点零 零零一的人道理不错。但现在的人都是聪明的,都是网络时代的人,不会盲目的,他会远远看着写政治出版自由的你,你得到当然好,但你风险太大。有的人说,我 们又不写这个东西(政治类),干嘛要争取这个东西啊。你就没有基础,就不能形成一种公民力量了。

维 权的人现在跟着我,是觉得我没有风险, 很快乐的,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争取权利过程中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都要用这样一种方法,我们社会经过三十年改革都有变化,包括共产党也到了一个常人 政治的时代。他也不是毛泽东,胡锦涛是和我们差不多的人。都在变,其实真正需要克服困境的,就是我们四五十岁这一代人。儿子这辈不用你们担心。

壹 报:谢谢冯正虎先生,你是中国人真正的良心与头脑。

备注

如需转载,请注明《壹报》出处。

《壹报》为公民媒体,意为一个人的报纸。创办人,主编,记者,评论员,发行员为翟明磊一人。主旨:“有趣对抗无趣,微笑应对咆哮。”

壹报网址 http://1bao.org


翟明磊,独立记者,曾任职《南 方周末》,创办公民社会刊物《民间》,做公民教员是一生理想。停办后创办网络个人媒体《壹报》,编著《中国猛博》一书。

本文首发壹报 http://www.1bao.org/?p=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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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明磊《出大事了——新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与公民行动》序(陈婉莹)

翟明磊的新作《出大事了——新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与公民行动》出版了,在天地书局,香港机场以及香港各书店销售。

 

                                     序

 

陈婉莹

 

本书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的系列丛书,主题环绕突发事件,新媒体和群众运动的关系,其中聚焦新媒体时代公民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 公民又如何透过媒体,挑战社会不公、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激发社会变迁。书中案例反映了信息科技动员和传播的力量和局限,收集的案例从2003至2011年,可以说是胡温十年执政的一个记录。

2003年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场, 国内外抱有厚望,期待体制改革。同年,非典爆发、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的非正常死亡,考验新政的管治能力。在非典事件中,官方始而瞒报、禁报,后来被逼放开,显示了面对公共卫生危机,媒体能发挥极大作用。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换来中国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在中国媒体史上,非典和孙案都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但是,以希望开始的胡温体制下,十年来有关征地、人权、和言论自由的纠纷频生,民众抗争不绝,媒体在控制和反控制之间与官方博弈,引发了连串广受国际关注的突发事件,本书就是这十年内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维权事件的记录。这包括2003年太石村村民依法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05年的定州因征地而引发流血冲突、08年上海人民运用社交媒体进行磁悬浮抗争,09年第一次通过推特多角度多方位报导和动员的番禺反垃圾焚烧场案,同年成都唐福珍为反对暴力拆迁自焚,网民联合抵制由政府开发、意在限制网络自由的绿坝软件堵住信息,压制言论自由。郭宝峰被警方以“诽谤”之名逮捕,引发各界声援。为规避敏感时期而被当局要求出国的冯正虎,在世界媒体的关注和民意支持下回国。2010年调查记者揭开安元鼎截送关押访民公司的黑幕、2011年审判代理重庆涉黑案的律师李庄引发的微博讨论等。当然,08宪章事件更长期受到国际关注,北京官方强力镇压,刘晓波成为了普世争取人权和言论自由的符号。

书中的突发事件涉及不同领域,但共通之处是公民透过媒体组织维权,其中有赢有输,比如在冯正虎回国、番禺垃圾焚烧场、绿坝事件中,正义得到伸张。在更多的事件中,民众失败或惨胜,但又展示了新媒体的力量,显示了未来的路向。在新媒体时代,人人可为记者、传播者和出版者,公民可以透过信息科技联系,动员,为政者也必须面对新的情势,粗暴的镇压只会深化矛盾,为更大的未来冲突种下祸根。

本书是新媒体,公民行动,言论自由三个圈的交集,其中行动又是核心中的核心。作者翟明磊长期横跨传统媒体圈,公民组织圈,新媒体博客圈,又是践行的公民记者。因此“行动”是全书重点。一方面,翟明磊和书中逾一半受访者是朋友(夏霖,郭玉闪,王克勤 ,郭卫东,北风,毛向 晖,许志永,杨海鹏,老虎庙,艾晓明,艾未未,冉云飞,斯伟江,胡佳),可以直接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探寻他们的恐惧,失败与勇气;另方面,翟明磊也参与数个案件;写作者同时又是行动者,正是新媒体公民写作者的特点。亲身参与行动的成败,使翟笔下的公民行动饱含感情又击中要害,有落到实处的分析。

如冯正虎成田机场事件,翟明磊是在国内第一个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成田机场事件之前,与朋友们一直关注冯正虎,并与他共同商讨维权策略;在成田机场孤寂的冯正虎在网上看到翟的支持信,这个铁男儿竟痛哭起来。翟的文章很长时间在冯的网页上,是唯一的支持者。在冯案中,作者也有痛苦的选择。作为上海居民,公开支持肯定得罪上海公安,是为大忌,翟最后忍无可忍,发出喊声,在冯正虎回国时,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其后迅速发表长篇冯正虎访谈《依法而行的中道力量》两万字, 让上海公安都认为文章写得深刻。在冯案中,作者的参与使他对案例节奏、动员方法一清二楚,对当时气氛冷暖自知。因为作者无私的帮助,冯对他坦诚交待当时种种奥妙与自己的内心,使作者得以完成第一手的访问。

陈光诚事件也是如此。作者是在国内最早采访并报道陈光诚的,两人相互支持,陈因为翟明磊认识了北京维权界的朋友们,翟的文章对陈的维权工作起了推动作用,陈光诚也为翟的草根组织培训学员,讲述自己的案例,组织朋友们为他的计生抗争出谋划策。通过翟的介绍,陈认识了最后在拯救光诚事件中独当一面地果敢行动者郭玉闪。陈光诚后被抓坐牢,翟参与营救筹款。最后陈在骆家辉大使护送下走出使馆前往医院路上,向外界打通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本书作者。参与使作者的笔锋带有情感和无法描绘的愤怒。翟明磊回忆,陈在被软禁期间,趁着雷电令外部手机干扰器失灵时,打通了给他的电话,没料到就是这个电话,使陈被殴打了一个多小时。

绿坝事件中,翟发表评论;三网友案中,他发表三篇连环评论,重火力支持。这些案例的行动者,像老虎庙,杨海鹏都是作者的好友。特别是李庄案后,他又参与了海鹏为妻子的维权案件,此案功亏一篑,使翟明磊又体会良多。

在校舍倒塌的调查案例中,作者虽然没有参与校舍调查,但曾单枪匹马冲到四川调查地震预报真相,最后发表有关汶川地震预报的九篇系列文章,所以对校舍调查者的处境感同身受。 此外,作者采访已被抓的调查者谭作人的爱人王庆华,体会到她的勇气与幽默。

杨佳案例中,作者以杨佳妈妈口述为主干,这也是一次行动。作者说,这次口述采访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通过回忆,杨佳妈妈才真实释放了自己,我们也找到了杨佳行动最真实的原因。对杨妈妈的同情理解,这何尝不是一次公民倾听的行动。”

在写作过程中, 碰上茉莉花事件。冉云飞,艾未未被抓,作者的好友、曾救助郭宝峰的郭大虾(郭卫东)被诬为“茉莉花组织者”被抓,作者在他被抓第二天即赶到他家,帮助他的妻子,为她请律师。 为此作者夫妇被警方威胁训话, 一个月没睡过好觉,苦楚难言。后来,郭大虾被证明是莫须有的, 作者得以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参与式写作,即写作者同时又是行动者,往往是新媒体公民写作者的本质特点,本书可说是新媒体时代这种写作方法的展示和试验。 参与这些事件,使作者在写作中投入感情,对社会最野蛮的一面有切身体会,更能客观分析行动利弊,而不是隔靴搔痒。参与的成败经验,使他对公民行动策略有落到实处的分析,而不是美化,或传奇之。

作者也是新媒体时代的先行者。翟明磊原来任职《南方周末》,离开南周后,创办专注公民社会动态的《民间》月刊,《民间》后被封,被迫上网写作,到网络维权,用网上信息打动网民,曾在网络上开万人公民课。当时很多人认为微博只能传递碎片化的信息,但是翟用微博完整地上完两堂五六个小时的公民课,引起反响,成为国内微博开课的第一人,最后国务院网管局的几个局长开会决定封了他的腾讯微博。这些实践让作者体会到新媒体与公民行动结合的影响力。

本书写作的本身,就是作者的一次公民维权行动。采访和写作期间,作者多次受到警方干扰,甚至要求他停笔。当局后又要求少写几个案例、交出书稿,和要求不要写上海案例,这些要求被作者一再断言拒绝,“少写上海案例,我拒绝,磁悬浮不要写,我拒绝。一次次谈判,紧张刺激,试探底线。他们认为这本书会影响十八大政治局,我当时大笑,‘你们也太把我当回事了。’”作者回忆这些对话,历历在目。

没有经历过压迫,抗争,恐惧,禁锢的人, 无法真正理解这些关键词的真议。

翟明磊曾为CMP 撰写《中国猛博》,该书介绍知名博客,把分散的猛博们串了起来,作者也因此和他们结识,在本书中得到了博主默契的合作。

两年中,为探寻细节和合适的人,作者时而潜行,时而应付想不到的压力。本书承载了作者两年来所有的勇气和能承担的风险。上海警方最忌讳磁悬浮采访,作者悄悄进行,文中人物以水浒人物化名出现。为了和冯正虎的采访,两人碰头后迅速走弯绕的地下道,拐到另一个出口谈话。书中主人公们给了作者最大的“爆料权”,但是为了保护当事人,作者不得不把部分行动细节保密。

全书内容讲到2011年,是对胡温十年的盘点,其后薄熙来案发、十八大召开、新领导人上场,习近平表现亲民开放,但新领导班子发出的信息矛盾,一方面下令改革官媒报导风格,另方面又加强网络监控。只是不管高层如何盘算 ,改革开放是不归之路,政改已经提上日程,政治体制不改,经济改革的瓶颈难解。

本书覆盖的是前社交媒体时代。2012年6月中国互联网络中心最新数字显示,中国大陆互联网用户有五亿三千万,渗透(普及)率39.9%,三亿八千万用户通过手机上网,占网民总数的72%,有38%的网民只通过手机上网。家庭宽带上网用户有三亿九千万,微博在2009年出台后,用户量激增,三年后已突破三亿。在公民媒体时代,固有的制度受到挑战,信息透明成为新的标准。在这个参与者的时代。微博民众维权的要求阻挡不了,全世界的政府和传统组织都面对挑战,大学、企业,都要重新检讨、反思,接受变化成为常态的现实。进入社交媒体时代,2012年出现了薄熙来事件、网络反腐,还有7月间两起环保维权事件,四川什邡与江苏启东分别爆发上万人特大群体抗议事件。这其中,90后的学生,通过QQ及交友网站,组织抗争,每个事件都来得更激烈,反馈、互动更快。在新媒体时代,为政者更要广开言路、和民间有识之士共建开明、民主的网络文化,以面对全人类追求平等、保护环境和均衡发展等共同问题。

 

仅以此书献给公民行动者,我们也相信,参与型的写作人会秉承公民和记者的使命写下去,为大时代记录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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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司法不公正的见证:冯正虎36个案例

上海司法不公正的见证:冯正虎36个案例

上海的司法公正吗?上海五颜六色的经济繁荣、豪华气派的高楼大厦,能遮掩上海司法的落后吗?上海市民冯正虎亲身经历的36个案例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一个地区、一个法院的司法公正是否?不能以几个冤假错案来一概否定,法官是人也会犯错误,判错案还可以纠正,只要司法程序的公正运行,会保证司法实体的最终公正。但是,如果法官司法不作为,公民的起诉与申诉的权利被剥夺,这个地区就没有司法公正可言。正如温家宝总理说:“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保证实体公正和结果公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立案受理期限: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超过法定期限,法院既不受理案件又不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书,这就是司法不作为,即非法剥夺公民诉权。这么简单程序的法律规定,法院都可以不遵守,这些法院还能坚守审判中的司法公正吗?

公民遭受一审、二审的错判,应当依法得到再审的申诉权利,让受到司法伤害的公民与判错的法院都有一个公平的纠错机会。但是,很多公民都被法院非法剥夺再审权利,少部分申诉一纸裁定不予立案,大部分申诉石沉大海,既不立案又不裁定,这也是司法不作为。

公民诉权的丧失,这就意味着公民的所有合法权益得不到国家法律保护。没有诉权的人,不是公民,是奴隶。一个地区有一件司法不作为的案例发生而得不到纠正,这就标志着法律在这个地区没有生命力,司法是不公正的。

中国的法律样样齐全,但公民的诉权却没有保障。有法不依,法律势必名存实亡。被剥夺诉权的民众只好“信访不信法”,冲向党政部门不断上访,成千上万集会北京抗议投诉,或是逼上梁山、暴力反抗。没有法治,没有司法途径,利益对抗的中国公民只能处于一场又一场恶斗,永无止境。

中共中央明确今年政法工作的四大改革,其中两项就关于涉法涉诉的信访与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要求政法部门守好公平公正的防线,改变“信访不信法”的局面。当政者若要真心实意地实施改革,就首先要遵守法律,纠正司法不作为的违法局面,归还公民诉权。

2011年冯正虎编撰4集《我要立案——上海司法不作为案例汇编》( http://is.gd/aOWOOE ),揭露了上海司法不作为的一部分事实,190位诉讼当事人430件案例,在上海法院里遭受司法不作为的侵害。截至2012年2月15日的统计汇总,上海市民依法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已有321件。这个公开揭露的数据仅仅是冰山一角,许许多多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司法不作为案件石沉大海,不计其数。

现在,冯正虎以亲身经历的36个典型案例来见证上海司法不作为的问题。4个刑事、行政再审案件长期没有立案回复,见错不纠,无赖到底。32个行政、民事的第一审案件既不立案又不裁定。36个案件各自实体内容不同,将来可以由法官依法判定错对,但现在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遭受法院司法不作为的侵害,尚未审判就被非法剥夺诉权。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新一届中央领导人能说到做到,切实改革中国司法,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公民权利。我们将拭目以待。

请当政者依宪治国、依法执政,解除冯正虎的奴隶身份,发放公民诉权,让冯正虎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

 

 

一、未立案的刑事再审案例

 

1. 冯正虎因行使公民出版权利而遭受三年冤狱的刑事再审案(2000年11月13日)

 

《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ISBN 7-900609-33-4,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日系企业要览(2001年版)》日文版(ISBN 4-931548-98-9,日中展望出版社出版)是中日两国第一本研究与介绍中国日资企业、对华投资与贸易的日本企业以及上海市区县及主要产业的电子工具书,编制技术是最新的,填补了国内对日资企业信息研究的一个空白。上述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后受到中日两国有关机构领导人、企业、新闻媒体及读者的一致好评。天伦公司作为留学回国人员企业应邀免费参加2000年10月24日~28日第二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2000年高新技术成果展,展示上述电子出版物。

但是,在博览会落幕后的十五天,一个悲惨的命运降于天伦公司与冯正虎。同样这两本正版电子出版物却使冯正虎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陷入一场冤狱。2000年11月13日,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查禁支队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接着就是逮捕、判刑。2001年6月,冯正虎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并处罚金40万元。冯正虎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8月终审维持原判。冯正虎在狱中继续向法院提出申诉。

冯正虎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辑单位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销售了226本自己拥有著作权的作品,销售金额合计人民币7.8万余元,而且均已依法纳税。这个案由使冯正虎遭受三年刑罚,这是千古奇冤,也是闻名天下的上海丑闻。2003年11月12日冯正虎刑满释放后继续申诉,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冯正虎关闭司法救济的大门,一再拒绝冯正虎的再审请求,致使这个冤案一直维持至今。

2004年11月19日申诉人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告上法庭,通过行政诉讼由被告举证的方式,获得一份新的最重要的书证,即“同济大学出版社关于《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简体版》(CD-ROM)的出版申请”,证实同济大学出版社已同意《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简体版》(CD-ROM)的出版。而且,申诉人还获知当年上海新闻出版局是依据什么理由提出“请撤选”的批复。“请撤选”的原因不是该电子出版物违反什么国家规定的禁令,而是“出版单位报送的材料中缺少书稿和样片”,只要上海新闻出版局同志花三分钟的时间打个电话,出版社马上就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些新证据与原庭审中法官有意忽视申诉人方(原审被告方)提出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的裁决,证明申诉人冯正虎与上海天伦咨询公司无罪。(参见《以宪法权利的名义出招—上海冯正虎非法经营案透视》,本文原载检察日报主办的《方圆》杂志2004年第12期。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726184.htm)

申诉人依据法律及新的证据事实继续向法院申诉,而且上海的有些政协代表、人大代表也在两会期间向法院相关部门对本案提出质疑并要求重审。但是,上海的司法机关却一再推诿受理这件冤假错案的再审。

这起冤案的始作俑者是上海市公安局。当年签发《上海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的市公安局局长是兼任市政法委领导职务的吴志明(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夫人的外甥),十年来,他一直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所以,这起冤案制造时一路绿灯,而申诉平反时一路红灯,甚至冤案受害人冯正虎还遭受上海法院的诉讼封杀、公安部门的报复打压。当然许多法官、警察是明事理的,并同情冯正虎的遭遇,但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而不得不执行违法命令。

本案的裁决显然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 (出版自由)、《著作权法》第十条(著作权人的权益)、《公司法》第五条(依法自主经营)、《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原则)及《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五条(政府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

本案原审被告:冯正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及责任人: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查禁支队孟民、张吉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员阮祝军、沈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冯峰、顾梅、郁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周芝国、胡守根、周强。

本案涉及中国公民自由出版权利、著作权人的权益及人身自由权利的问题

本案再审申请人:冯正虎

本案再审诉求:撤销上海法院违宪违法的判决(2001沪二中刑初字第69号)与裁定(2001沪高刑终字第127号),宣判冯正虎享用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是无罪的,保障冯正虎的合法权益,判决赔偿义务机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受害者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及冯正虎作出赔偿。

本案再审管辖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出再审申请书的时间:2001年11月。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0月19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该案再审未立案的天数:11年。

 

 

二、未立案的行政再审案

 

2. 就不准许出版《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的案由状告上海新闻出版局的行政再审案(2004年10月20日)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2000年6月14日的批复侵犯了冯正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权益,这是导致冯正虎冤案的起因。冯正虎于2004年10月20日向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起诉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认定其批复没有法律依据,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受理本案,但作出了一审的错判,居然以红头文件来取代法律。然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在二审时回避上诉人冯正虎诉状提出的原审法院(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审判不公正的实体问题,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也没有在法律规定时限里对上诉人冯正虎的诉状作出辩驳,道理输了就索性剥夺上诉人冯正虎的诉权。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但同时作出更加荒唐的判决,不顾当事人坐牢三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事实,以当事人超过诉讼期限的理由剥夺当事人的诉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冯正虎关闭司法救济的大门,一再拒绝冯正虎的再审请求,致使这个错案一直维持至今。

本案一审是实体审判的错误,二审是程序审判的错误。

本案一审的错判显然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出版自由)、《中华人民共和著作权法》第十条(著作权人的权益)、《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五条(政府保 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行政部门无权自行设定行政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是法律法规及合法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高于法规、规章)、国家新闻出版署1997年10月10日《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备案不是审批)。

本案二审的错判显然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起诉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诉讼期间内)。

本案原审原告:冯正虎。

被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第三人:同济大学出版社

承办法院及责任人: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法官许珑申、李平、巢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曹洁、李思国、李欣。

本案再审申请人:冯正虎

本案再审诉求:撤销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沪一中行终字第20号行政裁定书,撤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沪新出[2000]电子第047号批复。

本案再审管辖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出再审申请书的时间:2005年月3月17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2010年9月19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该案再审未立案的天数:7年多

 

 

3. 就服刑人员遭受虐待的案由状告上海提篮桥监狱的行政再审案(2005年11月7日)

 

冯正虎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因不服判决、依法申诉受到了歧视及不公正的待遇,甚至遭受虐待。更为严重的是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第六监区的严管室里遭受56天体罚虐待的处罚,侵犯冯正虎的生命、健康及人格尊严等其它人身权。而且,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至今仍扣留冯正虎的日记本等私人物品。

服刑人员在监狱中被限制人身自由,这表明他(她)已受到《刑法》规定的惩罚,依法剥夺了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权。但是,服刑人员的其他人身权仍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监狱法》及其它法律法规的保护,他们的生命、健康及人格尊严都是不可以侵犯的。因此,冯正虎在监狱中与所有被判刑的犯人一样应当受到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但是冯正虎的生命、健康及人格尊严等其它人身权及财产权依然是受法律保护,是不可以侵犯的。

本案的事实已表明,监狱警察在执行公务时间所行使的处罚行为已经侵犯原告冯正虎的其他人身权与私人财产。或许,某些法官分不清楚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可以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但是监狱是执法机关,隶属于司法部、司法局,这个“司法”不是法院那个“司法”,这是行政学的基本常识。

冯正虎于2005年11月7日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正式道歉,并赔偿56元人民币,退还冯正虎被扣留的私人物品。但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不受理本案的错误裁定,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作出了维持错判的终审裁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冯正虎关闭司法救济的大门,一再拒绝冯正虎的再审请求,致使这个错案一直维持至今。

本案的审理显然违背《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的行政诉讼权)、第十一条(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诉讼受案范围)第二项(对财产扣留等强制行政措施不服)、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公民的行政赔偿权)。

本案原审原告:冯正虎

被告: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承办法院及责任人: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法官黄凯、王国春、黄飞聪,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朝晖、马浩方、沈亦平。

本案再审申请人:冯正虎

本案再审诉求:依法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5虹受初字第36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5沪二中受终初字第151号),要求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正式道歉,并赔偿56元人民币,退还冯正虎被扣留的私人物品。

本案再审管辖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出再审申请书的时间:2005年11月7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2010年9月19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该案再审未立案的天数:7年多

 

 

三、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行政再审案例

 

4. 就作者无权出版自己作品《日本企业》中文版的案由状告上海新闻出版局的行政再审案(2008年3月10日)

 

冯正虎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创作的新作《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上海版权局作品登记号:09-2007-A-248),是国际上第一本全面介绍日本企业的中文版日本企业信息大全。本书介绍3万余家日本企事业单位以及日本47个省级地方的最新概况,还编著了对日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必备知识,完整地反映了日本企业的现状以及日本对华投资贸易的现状。

作为《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著作权人,根据中国特色的办事方式,这部作品制作完工后,向中国官方的版权局进行作品登记,获得上海版权局的作品登记证书,以此证明冯正虎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是本书的著作权人。但是,这样一本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之作于2007年9月制作成品,经历近五个月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行政审批申请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复议,作者仍未获得《著作权法》规定著作人的出版权利。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及侵权规定,致使中国公民的作品无法在中国出版发行,侵犯了中国公民的自由出版权利与著作权人的权益。

2008年3月10日,冯正虎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向上海卢湾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法院受理立案后,受到官方的压力,4月13日签发了一个荒唐的不立案裁定书。冯正虎上诉后,6月1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错误。

本案的错判显然曲解《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中规定的人身权、财产权范畴,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出版自由)、《著作权法》第十条(著作权人的权益)、《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五条(政府保 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八条、《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第三条第十五款。

本案涉及中国公民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权的问题。如果我们胜诉,我们可以自由地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这就意味99.999%的中国公民与我们一样,马上可以真正享有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权人的权益,自由地创造自己的作品、发行自己的作品,不再恐惧因行使自己的权利而遭受惩罚。从此,中国公民就进入真正享有出版自由权利的时代。

本案原审原告:冯正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承办法院及责任人: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法官沈洁、巢炯、李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糜世峰、李思国、李欣。

本案再审申请人:冯正虎

本案再审诉求:撤销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卢行初字第12号],撤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对冯正虎、上海天伦有限公司〈关于〈日本企业〉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许可及备案的申请〉的答复》,依法保护《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一书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本案再审管辖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再审申请书的时间:2010年4月15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2年10月24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P239649976CS,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海法院既不立案也不裁定,耍赖不复。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982天

 

 

四、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第一审行政诉讼案例

 

5. 撤销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公杨行决字[2008]第200800978号)拘留十天案(2008年10月6日)

6. 撤销上海市公安局收(追)缴物品决定书(沪公杨行缴[2008]第173号)(2008年10月6日)

 

2008年6月5日上午9:00左右,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治安支队以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案由传唤并抄家,扣留了4台电脑、5个U盘、6月4日编写的最新一期《督察简报》509册、《上海司法不公正的见证——不服上海法院裁决上访申诉案件汇编—第1集》(以下简称汇编)壹本。当日晚上10:00左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你于2007年12月18日至今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决定对你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且,收缴汇编壹本。4台电脑、509册第12期《督察简报》等其他扣留物品都已依法退回。

言论自由、申诉权、监督权是中国公民的法定权利。冯正虎编写与公开这本汇编的事实却被诬陷为违法行为,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以此案由处罚冯正虎。所以,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的行政行为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是违背宪法法律,严重侵犯公民的法定权利。被告严重侵犯冯正虎的公民权利,同时也侵犯了本汇编中其他106位申诉人的公民权利。

冯正虎与同案人常雄发于2008年10月6日,同日分别用邮政特快挂号信的方式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常雄发的行政诉讼案已于2008年10月10日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移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并于2009年1月15日开庭审理完毕。但是,冯正虎的诉讼案拖延至今已有600多天,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自己未立案审理,也不移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已经严重违反《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

本案原告依据的法律及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一百零七条《信访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四十条、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相关条款。

本案涉及中国访民言论自由权,直接关系到原告及本汇编其他106个公民的权利,间接关系到所有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申诉权、控告权、监督权及人大代表的权利、网络媒体舆论的监督权。

本案原告:冯正虎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本案诉求:依法撤销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公杨行决字(2008)第200800978号)、收(追)缴物品决定书(沪公杨行缴[2008]第173号),追究被告的错案赔偿责任。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08年10月6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1月10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410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 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1545天

 

 

7. 诉上海市公安局所属警察非法限制冯正虎的人身自由(2009年1月3日)

 

2008月12月16日至12月21日上午,一辆停在冯正虎家楼门口的牌号沪EC2565的黑色小车成了警察昼夜栖居的岗亭,白天一组三人由民警小叶带队,晚上一组也是三人由张警长带队,他们都在执行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国保警察沈国良同志的指令:强行限制冯正虎的人身自由,阻止冯正虎赴京申诉。2008年12月18日上海市公安局的国保警察小张与沈国良一同出现案发现场,参与本案的具体行政行为,表明上海市公安局的国保部门是这起事件的责任部门。

冯正虎受到警察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日,就向民警小叶提交冯正虎的申诉材料及晚上赴京的特快列车票复印件,并由小叶警察转交给他的领导。这一做法明确表明:冯正虎是依法去北京最高法院申诉的,谁敢阻扰,谁就违法。但是,警察继续实施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2008年12月18日,冯正虎要去上海市公安局信访办、上海市政府信访办、中共上海市政法委信访办、纪委信访办、上海市检察院信访办上访举报,也遭到强行拦截。本案的详细事实已在《走向北京》一文中记载,所有出场的人物均是本案的证人。

上述警察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侵犯了冯正虎的人身权。而且,无论在执法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是违法的。每一个公职人员,包括警察在职务时间内的行为已不是个人行为,他(她)必定会为自己的违法行政行为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同时,他(她)所属的行政机关也应当为他(她)的职务时间内的行为要承担法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他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因此,冯正虎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冯正虎于2008年12月22日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08年12月27日冯正虎收到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申诉不予受理决定书(沪府复不字(2008)第140号)后,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十八条,于2009年1月3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编号:EX568972405CN)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至今未立案,也未收到不立案裁定书。

本案原告依据的法律规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立法法》第八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信访条例》、《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三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条、《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四十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九条。

本案原告:冯正虎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

本案诉求:依法确认被告所属警察强行限制原告人身自由、阻止原告赴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强行拦截原告走访上海党政机关信访办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行为。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09年1月3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1月10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410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1450天

 

 

8. 诉上海市政府所属工作人员及警察非法绑架拘禁冯正虎41天(2009年6月16日)

 

2009年2月15日下午2:20分许,冯正虎与上海市民崔福芳等人赴北京与律师约谈,正走近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国宾酒店的十字路口,忽然遭到十几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猛速把冯正虎包围起来,冯正虎与他们反抗中衣服被撕坏,最后被强行押上停在十字路口的一辆面包车(牌号:沪B49726)上,其中7名绑匪一同上车。上车后,冯正虎知道他们均是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上海市政府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晚上6:30许,冯正虎被转押上商车(牌号:京JP8996),这些绑匪把我们移交给随车而来的三名穿制服的警察,由他们押送我们乘T103次(晚上20:08分发车)回上海。2月16日 上午9:00火车抵达上海,被非法拘禁在海军东湖招待所508室(地址:上海市国权路24号)、上海客来登宾馆105室(地址:上海市长海路506号),直至2009年3月25日释放,结束了四十一天非法拘禁的囚犯生活。

进“黑监狱”没有任何手续,出“黑监狱”也不明不白,一名国保警察李科长悄悄地驱车送冯正虎回家。信访办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冯正虎:这是政府的行为,是领导指示的。绑架及非法拘禁的官方理由:冯正虎在北京一起走路的同行里有上访人员。上海市政府信访部门以这样理由就可以随意绑架与长期非法拘禁一个公民。

上述政府信访工作人员及警察的具体行政行为已严重侵犯了冯正虎的人身自由权利。而且,无论在执法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是违法的,甚至还是犯罪。

冯正虎于2009年5月8日在日本用邮政特快专递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上海市人民政府2009年5月19日回复行政复议申诉不予受理决定书(沪府复不字(2009)第112号)。冯正虎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二)、第十四条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状及其证据资料已于6月16日用邮政特快专递寄送(EMS编号:EF410411085JP),但法院至今未回复。

本案原告依据的法律:《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立法法》第八条、《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四十二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警察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三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本案原告:冯正虎

被告:上海市人民政府

本案诉求:依法确认被告所属信访办、驻京办工作人员在北京绑架原告及信访办雇用警察与保安人员在火车及上海秘密场所非法拘禁原告四十一天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行为。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09年6月16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1月10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410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1266天

 

 

9. 诉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非法禁止中国公民出国(2008年5月26日)

 

2008年5月22日下午,冯正虎在上海浦东机场办理完登机及行李托运手续,准备乘坐16:30飞往日本的东方航空公司271航班,但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被告中国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警察阻止冯正虎出境,侵犯了冯正虎的合法权益。被告阻止冯正虎出境时,没有向冯正虎出具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书面禁令,仅提供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致冯正虎的决定书传真件。

这份所谓的法院《决定书》真伪还需要鉴定,因为至今冯正虎与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警察都未见到原件。而且,上海市第二级人民法院至今都未向冯正虎告知有这么一回事,或许是法院个别部门或个别法官的恶作剧,是徇私枉法的私人行为。中国法律没有规定:未缴纳刑事案的罚金,可以限制出境。事实上,冯正虎既没有拒绝交纳罚金,也没有逃避交纳罚金。冯正虎2003年11月冤狱服刑期满后,就经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局的批准获得护照,而且被禁止出境之前已有14次出入境,正常依法出国回国。

冯正虎不是犯罪嫌疑人,没有未了结民事案件,没有服刑,没有劳动教养,也不是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定的危险人物。而且,冯正虎持有的出境证件全部合法齐全。所以,冯正虎依法可以出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以及所有部门,包括法院都无权限制原告出境。

冯正虎于5月26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状告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行政起诉,但浦东法院未立案也未裁定,7月8日冯正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8月1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告知该法院的决定,依据上述规定第三条第一项,要求浦东法院依法处理,并认为这一口头的告知也具有法律效力。从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在本案的受理过程中互相推诿,均不受理本案。

本案的行政、司法机关显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

本案原告:冯正虎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本案诉求:赔偿原告上海至日本东京的往返机票壹张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08年5月26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1月10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410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1570天

 

 

10. 诉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非法禁止中国公民回国(2009年10月29日)

 

冯正虎是中国公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护照、国内居民身份证,户口居住地是上海市。2009年4月1日合法出国来日本短暂休养,6月7日回国遭到上海浦东机场的警察的禁止入境,截住11月3日已连续八次被拒绝入境。不让冯正虎回国,上海有关部门没有出示任何书面文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理由,只是上级领导的口头命令。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中国公民无法回国。

2009年11月3日冯正虎第八次回国,他已回到上海浦东,第二天上海警察伙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上海支店的职员动用暴力手段,将冯正虎强行拖上日本飞机,绑架至日本。所以,冯正虎拒绝入境日本,坚守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抗议上海违法官员侵犯人权,要求中国政府履行保护本国公民的责任,让他回国回家。并于2009年11月4日起露宿于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第一空港南翼大楼入境审查大厅,至2010年2月3日,共计92天。每天睡在长椅子上,没有洗澡,最初几天没有食品,只能以自来水维持生命,后来依靠入境日本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民众及海外华人、外国友人的食品空运援助以及捐款。冯正虎成了一个不能回到自己国家的中国公民,一个上演了好莱坞电影《幸福终点站》真人版的悲剧人物。

最后,冯正虎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的帮助下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政府依法让冯正虎回国,已在政治大局上纠正上海违法官员的错误,赢得民心与挽回国家的尊严。冯正虎受到伤害的善后问题应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是法治社会中公平与正义的要求与做法。

冯正虎于2009年10月29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编号:EF393623180JP )从日本寄送我的诉状及全部证据材料给上海市浦东人民法院立案庭,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多次侵犯中国公民冯正虎回国权的违法行为,正式提出行政诉讼。冯正虎回国后,于2010年2月22日亲自去浦东法院,并当日又用邮政特快专递(EMS编号:EE904036518CS)将《冯正虎确认状告浦东出入境边检站侵犯公民回国权一案的声明》递交浦东法院立案庭,以此证明:本案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均是冯正虎的签名。

但是,浦东法院至今未立案也未裁定不予立案。2009年3月31日冯正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原告依据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第八条。

本案原告:冯正虎。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本案诉求:依法确认被告禁止原告入境回国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09年10月29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1月10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410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1087天

 

 

11. 诉上海市公安局违法超期扣押冯正虎2001年未被法院判决没收的合法财物(2011年5月30日)

 

原告于2000年11月陷入一场冤案中,因编辑销售一本有益于社会的电子书中文版《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ISBN 7-900609-33-4 中国同济大学出版社)、日文版《中国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ISBN 4-931548-98-9 日本日中展望出版社)而被错判为有罪,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被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原法人代表、本书主编冯正虎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现在,该案已是众所周知的千古奇冤,但由于涉及一些办错案的部门利益,该案尚未平反,还正在申诉之中。参见《以宪法权利的名义出招–上海冯正虎非法经营案透视》(原载中国检察日报主办的《方圆》杂志2004年第12期,转载于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726184.htm

该冤案于2001年8月21日二审裁定,这是终审。法院判决的处罚:冯正虎是有期徒刑与罚金,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是罚金。法院没有作出没收冯正虎或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任何财产(包括被公安局扣留的物品)的处罚。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1)沪二中初字第69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1)沪高刑终字第127号]都明文记载了这个裁决事实。因此,依照中国法律,法院终审结案后,未经法院判决没收的物品应当一律返还原主,上海市公安局再继续扣留不返还就没有法律依据,系超期扣留的违法行为。

2001年9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仅返还一部分扣留物品,但被扣留的全部《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中国日系企业要览(2001年版)》日文版电子书5774盘(经司法会计中心评估,其价值近200万元人民币)至今均尚未返还,已有10年多。原告多次要求归还,但扣押部门均未回复。

2011年5月30日原告冯正虎向上海市静安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立案庭法官接受了原告的诉讼材料,并出具《证据材料收据》。但是7天内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因此,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三条规定,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但是,二中院至今也未回复,超过法定的立案受理期限。

本案的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第一项。

本案原告:冯正虎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

本案诉求:确认被告所属治安总队自2001年8月21日(终审结案日)至今期间扣押原告物品不返还的行政行为是违法的;要求被告向原告返还法院未经判决没收而被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违法超期扣留的全部《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中国日系企业要览(2001年版)》日文版电子书5774盘(价值1,991,982元人民币)。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11年5月30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1月10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410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544天

 

 

12. 诉上海市公安局违法超期扣押冯正虎2010年4月19日被抄家所扣的私人财物(2010年11月16日)

 

2010年4月19日深更半夜,上海市公安局国保局警察小张率领便衣警察、社区保安人员闯入原告家,先把原告骗到五角场派出所,然后开始抄家,直至第二天凌晨3:00许,扣押原告的电脑、打印机、网络设备等27件物品满载而归。

当时,在原告的妻子强烈要求下,五角场派出所民警小庞才临时去五角场派出所取来几张《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记录了被扣押的所有物品。这份清单没有公章,连案由、见证人、承办人也没有,仅作为这些警察违法行政的证据留下。

在这起闯入民宅、抄家扣物的事件中,上海市公安局国保局警察的行政行为全部违法,没有一个环节是合法的,也没有留下任何合法的行政凭证。2010年4月20日起,原告的私人物品被上海市公安局国保局警察非法扣留,至今仍未归还。长期扣押原告的财产同样没有法律依据及合法的行政凭证。

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二款、第七条,于6月26日向上海市公安局提请国家赔偿。但是上海市公安局庇护下属部门的违法行为,于8月19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2010)沪公法复函字第37号】

冯正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于2010年11月17日向上海市静安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立案庭法官接受了原告的诉讼材料,并出具《证据材料收据》(No0004933)。但是,至今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

本案原告:冯正虎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

本案诉求:依法确认被告所属国保局警察2010年4月19日非法扣留原告物品至今不返还是违法行政行为;要求被告返还非法扣留申请人的全部私人物品(《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4页)》沪公(杨)(五)行扣字【2010】第453-456号)。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10年11月17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1月10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410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735天

 

 

13.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所属警察在长兴岛鹿鸣农庄非法拘禁冯正虎19天(2011年5月9日)

 

2011年3月3日上午8:30左右我在家吃早餐时,五、六名警察和社保人员闯入我家,出具五角场派出所的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13号】,其传唤案由是“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社会秩序”,实际上我从未做过任何涉嫌违法的事。什么是“其它方式”就是什么方式也没有,这是警察非法抓人报复的一个惯用借口。

当日下午我被非法拘禁在海滩边的一个“黑监狱” (长兴鹿鸣农庄,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丰村永丰果园  电话:021-33801779),我的手机被没收,没有人身自由,一切都在看守人员的严密监控下行事,如同在监狱里生活一样,直至3月21日被释放,非法拘禁19天。

警察不遵守法律,滥用职权,利用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方式去监控公民,并授与没有执法资格的普通保安人员去行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这种不受法律制约而肆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受害人及其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极度威胁与恐惧。

原告曾于2011年4月7日依据相关法律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就被告所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出控告。但是,4月19日接待的检察官告知原告:本案的行为属单位性质。所以,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追究违法警察所在单位的违法责任。

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二),于2011年5月9日亲自向上海市杨浦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立案庭陈法官接受了原告的诉讼材料,但未出具《证据材料收据》,5月13日原告又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J695135293CS)寄送杨浦区法院院长顾伟强。但是,至今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

本案原告:冯正虎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本案诉求:确认被告所属国保处警察沈国良、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陶卫国于2011年3月3日至3月21日在长兴岛鹿鸣农庄非法拘禁冯正虎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行为;确认被告所属警察雇员及指使非执法人员(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杨浦区公司职工)监禁公民冯正虎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行为;为了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应当依法追究本案主谋及直接参与非法拘禁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责任。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11年5月9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1月10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410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560天

 

 

14.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受害方的信息(2011年7月19日)

15.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受害程度的信息(2011年7月19日)

16.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所指的“其他方法”究竟是何种方法的信息(2011年7月19日)

17.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受案登记表》的信息(2011年7月19日)

18.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何时立案的信息(2011年7月19日)

19.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由哪个部门立案侦办的信息(2011年7月19日)

20.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至今侦办进展的信息(2011年7月19日)

21.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立案后法定办结期限的信息(2011年7月19日)

 

2011年6月27日下午2:00许,原告出门外出,受到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的无理阻扰。警察陶卫国出示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将原告带到五角场派出所,然后既没有按法定程序做笔录,又没有告知原告究竟以什么其他方式涉嫌什么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莫名其妙地关押了原告3个小时左右后释放。警察是滥用职权,非法使用传唤证来扰乱公民的正常生活。

为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于2011年 7月1日原告以邮政特快专递(EMS:EK134284009CS)的方式向被告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被告公开 “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的受害方、受害程度、所指的“其他方式”究竟是何种方式、《受案登记表》、何时立案、由哪个部门立案侦办、立案至今侦办进展、立案后法定办结期限等八项信息。但是,被告违反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没有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已超过法定的15个工作日,至今尚未答复或告知,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因此,原告依据同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于2011年7月19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编号:EL063658289CS)将原告的诉状及全部证据材料寄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就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提出8个行政诉讼案。但是,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至今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三条规定,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但是,二中院至今也未回复,超过法定的立案受理期限。

本案原告依据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原告:冯正虎。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本案诉求:确认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行为违法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11年7月19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1月10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410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上述的八个案件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合计:4160天。

 

 

22.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受害方的信息(2011年8月18日)

23.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受害程度的信息(2011年8月18日)

24.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所指的“其他方法”究竟是何种方法的信息(2011年8月18日)

25.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受案登记表》的信息(2011年8月18日)

26.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何时立案的信息(2011年8月18日)

27.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由哪个部门立案侦办的信息(2011年8月18日)

28.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至今侦办进展的信息(2011年8月18日)

29.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未依法公开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218号]“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立案后法定办结期限的信息(2011年8月18日)

 

2011年7月21日中午约11:00,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陶卫国带着几个保安又来敲我家门,我妻子开门问他们:“今天又要干什么?” 陆警察说:“没有什么事,请冯老师出来聊聊。保证下班之前可以回家。”陶警察摸出一张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号第0218号】,又是写着:“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限原告当日11:30到五角场派出所接受询问。

这些警察一直在瞎编案由,谎话重复无数遍,脸皮也厚了。他们太随便,传唤证上连公章都没有。在派出所里,既没有按法定程序做笔录,又没有告知原告究竟以什么其他方式涉嫌什么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莫名其妙地关押了原告6个小时左右后释放。

为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于2011年 7月24日原告以邮政特快专递(EMS:EL916115283CS)的方式向被告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被告公开 “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的受害方、受害程度、所指的“其他方式”究竟是何种方式、《受案登记表》、何时立案、由哪个部门立案侦办、立案至今侦办进展、立案后法定办结期限等八项信息。但是,被告违反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没有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已超过法定的15个工作日,至今尚未答复或告知,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因此,原告依据同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于2011年8月18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556CS)将原告的诉状及全部证据材料寄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就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提出8个行政诉讼案。但是,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至今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三条规定,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但是,二中院至今也未回复,超过法定的立案受理期限。

本案原告依据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原告:冯正虎。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本案诉求:确认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行为违法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11年8月18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1月10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410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上述的八个案件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合计:3904天。

 

 

30.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2011年6月27日传唤冯正虎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2011年10月17日)

 

2011年6月27日下午2:00许,原告出门外出,受到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的无理阻扰。警察陶卫国出示传唤证将原告带到五角场派出所,然后既没有按法定程序做询问笔录,又没有告知原告究竟以什么其他方式涉嫌什么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莫名其妙地关押了原告3个小时左右后释放。

原告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但是警察陶卫国出示的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称原告“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限原告到五角场派出所接受询问。警察是滥用职权,非法使用传唤证来扰乱公民的正常生活。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公民权利。而且,无论在执法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是违法的。

为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于2011年8月1日用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EMS:EE109054511CS)向被告的上级主管部门(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但上海市公安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的决定”的法定期限,至今未回复。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所属警察违反《宪法》第三十七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十一项、《警察法》第二十二条第五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第九条第三项。

本案原告:冯正虎。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本案诉求:确认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2011年6月27日传唤原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11年10月17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2月22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423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430天

 

 

31.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2011年7月21日传唤冯正虎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2011年10月17日)

 

2011年7月21日中午约11:00,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陶卫国带着几个保安又来敲我家门,我妻子开门问他们:“今天又要干什么?” 陆警察说:“没有什么事,请冯老师出来聊聊。保证下班之前可以回家。”陶警察摸出一张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号第0218号】,又是写着:“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限原告当日11:30到五角场派出所接受询问。

这些警察一直在瞎编案由,谎话重复无数遍,脸皮也厚了。他们太随便,传唤证上连公章都没有。在派出所里,既没有按法定程序做笔录,又没有告知原告究竟以什么其他方式涉嫌什么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莫名其妙地关押了原告6个小时左右后释放。

2011年 7月24日原告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L916115283CS)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要求依法公开7月21日传唤证上称“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的受害方、受害程度、所指的“其他方式”究竟是何种方式、《受案登记表》、何时立案、由哪个部门立案侦办、立案至今侦办进展、立案后法定办结期限等八项信息,但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超过法定的期限也无法公开上述信息,显然7月21日警察利用传唤证扣留原告的行为根本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办理过合法的传唤手续,纯属个别部门及其警察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

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公民权利。而且,无论在执法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是违法的。

被告所属警察违反《宪法》第三十七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十一项、《警察法》第二十二条第五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第九条第三项。

本案原告:冯正虎。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本案诉求:确认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2011年7月21日传唤原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11年10月17日。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11年10月17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2月22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423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430 天

 

 

32.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所属警察在崇明县假日岛农庄非法拘禁冯正虎17天(2012年2月24日)

 

2011年11月25日下午15:00许,我在上海市民王扣玛家做客,突然身穿便衣的上海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小张、五角场街道派出所警察小叶及两位穿警服的长宁区警察闯入王扣玛家,将原告带出后交给杨浦区国保警察沈国良等人,用杨浦区公安局国保警察的普通桑塔纳小车(沪G20501)将原告押送至杨浦区五角场派出所。

当日下午16:30许,杨浦区公安局国保处领导李军、警察沈国良、五角场街道派出所警察小邱、江浦街道派出所社区保安人员老常及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杨浦区公司职工大王、小王分别乘坐两辆车,将原告押送远离上海市区的崇明县假日岛农庄(地址:崇明县港西镇北村三湾公路18号)。从此,原告被强行失踪,人间蒸发。

原告被剥夺人身自由,一切都在看守人员的严密监控下行事,如同在监狱里生活一样。每天常备6名看守人员监管原告。晚上,3位看守人员与原告同住一间标准客房(棚友会2103室),其中一位保安人员通宵坐着值班;门外还由另一位保安人员看守;另外两位警察睡在隔壁一间客房(棚友会2102室)。没有执法依据的警察与没有执法资格的保安人员在一个非法的关押场所拘禁一个合法公民。

原告的手机被没收,并在看守们寸步不离的监控下,无法向警方110、督察队或检察院报案求救。原告突然失踪后,原告的家属去五角场街道派出所报了人口失踪案,承办民警受理了,但无法告知原告在何处,因为参与违法犯罪的人员是警察。

直至2011年12月11日中午11:30许,原告才被五角场派出所的蒋警官(警号:38589)解救出来,乘警车(车号:警E8969)回家,结束了16天被强迫失踪的非法拘禁状态。

警察不遵守法律,滥用职权,利用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方式去监控公民,并授与没有执法资格的普通保安人员去行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这种不受法律制约而肆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受害人及其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极度威胁与恐惧。

被告所属警察违反《宪法》第三十七条、《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二款、《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项、《警察法》第二十二条第五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第九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依据中国法律,国家公务人员实施被强迫失踪的非法拘禁行为也是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二)、《国家赔偿法》第三条(一)、(二)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暨国家赔偿申请。

本案原告:冯正虎。被告:上海市公安局。

本案诉求:确认被告所属警察于2011年11月25日至12月11日在崇明县假日岛农庄非法拘禁冯正虎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行为;确认被告所属警察雇用及指使非执法人员(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杨浦区公司职工及社区保安人员)监禁公民冯正虎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行为;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金56640元人民币(其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2992元人民币、精神损害抚慰金53648元人民币)。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静安区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12年2月24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3年1月5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X018484940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301天

 

 

33. 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违法超期扣押冯正虎九次被抄家所扣的财物,并要求国家赔偿。(2012年7月11日)

 

原告于2010年4月20日、8月3日、2011年2月16日、2月20日、3月3日、6月14日、2012年3月1日、3月20日、3月23日九次遭受被告所属警察的抄家扣物。其中多次,警察没有检查证、扣留物品清单等执法凭证,属非法搜查。被告所属警察扣押原告的物品至今尚未返还,违反《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被告所属警察在九次抄家扣物的事件中,诸多环节是违法的,连所谓“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具体案由都不存在,却要强行抄走扣留原告的合法财产,其中有19个文件夹内都是一些法院裁判书等司法文书及诉讼证据材料。二年内连续扣留原告13台电脑,已是世界奇闻。

原告根本没有任何涉嫌违法事实,而是护宪维权,清除司法不作为,维护司法公正,推进司法进步,让上海变得更美好。但被告所属警察每次奉命惩罚原告时,都以一个同样的借口:“你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利用法律条款的空隙,肆无忌惮地闯入民宅、抄家扣物。什么是“其他方法”,就是什么方法也没有。频繁地扣留原告财产,而且霸占不还,这不是依法办案,而是恶意报复,逼迫一个坚守法律的人向不讲法、不讲理的权贵屈服。

原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项、《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行政强制法》相关条款,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暨国家赔偿申请。

本案原告:冯正虎。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本案诉求:确认被告所属国保警察、五角场派出所警察于2010年4月20日、8月3日、2011年2月16日、2月20日、3月3日、6月14日、2012年3月1日、3月20日、3月23日九次抄家扣留原告物品超期不返还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判令被告返还超期扣押原告的全部财物,并支付赔偿金19630元人民币;追究违法返还超期扣押物品的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12年7月11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2年12月25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X386404246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163天

 

 

34. 诉上海市公安局所属警察非法限制冯正虎的人身自由728日(2010年3月1日—2012年2月26日),并要求国家赔偿。(2012年10月23日)

 

原告冯正虎是遵纪守法的上海市民,既不反党,又不违法,而是坚持走护宪法维权的道路,推进法治,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原告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帮助访民依法维权,因而得罪某些权力部门及其领导人,遭受各种报复打击。

原告于2009年4月1日合法出国,短期访问日本,但6月7日回国时,却遭到被告所属警察的非法拒绝入境回国。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只有一句话“领导说的,不让你回国“,就可以野蛮地让一个中国公民无法回国,八次被拒在国门外,迫使原告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露宿92天。原告的悲惨遭遇震撼国内外民众与中国高层领导人,最后中国政府纠正了上海违法官员的错误,保障原告于2010年2月12日顺利回国。这一闻名全球的事件让上海的某些部门及其领导人丢尽颜面,耿耿于怀,蓄意报复。原告回国后,上海的某个领导人滥用警力,侵犯原告的人身自由。

2010年3月1日至2012年2月26日期间,被告所属警察及其雇佣的保安人员十几人24小时轮班驻守在上海市政通路240弄仁和苑小区内,全部便衣,没有任何执法凭证与法律依据,非法监视与软禁原告。只要领导一个电话,指令不让原告出门,这批看守们即刻强行将原告拘禁在住处内,不准外出。二年内将近一半多天数,原告被非法拘禁在住处或者其他指定居所,人身自由遭受非法剥夺。

几个没有执法凭证的便衣警察带着一批没有执法资格的保安人员,天天在原告家门口游荡,骚扰居民,炫耀权力,可以肆意闯入原告的住宅、扣押财物,还可以非法拘禁原告。他们既伤害原告,也在践踏法律的尊严和权威。长年累月,日复一日,被告所属警察的违法事实已在原告居住的小区内家喻户晓,看守们每天记录的工作日记及监视摄像记录的文件可以成为法庭审查的证据。而且,所有的参与者、目击者都将是证人。

这些常备的看守人员的工资、津贴、社会保险等人工费用每月不低于十万元人民币,不包括派出所、区、市的主管警察及机动警察的人工费用与警车、监视摄像、监听等设备及其使用费用。每年非法监控冯正虎的维稳费用不会低于240万元人民币,被告浪费大量财力、警力,用于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违法活动上,以监视居住的方法非法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致使原告身心及经济的极大损害。

因此,原告依法起诉被告,并提出国家赔偿。

原告诉求的法律依据:《宪法》第三十七条、《行政强制法》第十条、《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警察法》第三十三条、《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项。

原告:冯正虎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派出所

本案诉求:确认2010年3月1日至2012年2月26日被告所属警察及其雇佣的保安人员对原告实施以监视居住方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的;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72436元人民币;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154152元人民币;追究参与非法监禁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12年10月23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2年12月25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X386404246CS,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59天

 

 

 

五、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第一审民事诉讼案例

 

35. 就护宪维权网被封的案由状告上海方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2007年3月20日)

 

2007年2月17日,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管辖区的上海方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单方面违约,擅自中断出租已由冯正虎签约购买的虚拟服务器,导致冯正虎的护宪维权网fzh999.com(备案序号:沪ICP备07002309号)被封闭。双方协商无效,冯正虎就以一般买卖合同纠纷的案由,于2007年3月20日向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立案室沈伟俊法官当即接受了冯正虎的起诉状及其证据资料,并出具收据。

闸北区法院收到冯正虎的起诉状起,至2007年10月10日冯正虎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已逾两百天,闸北区法院既没有立案通知当事人,也没有裁定不予受理。当事人用邮政特快专递多次向闸北区法院院长钱锡青告知,并一再提出诉讼,但闸北区法院法官不予理睬,耍赖到底,非法剥夺当事人的公民权利。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推诿敷衍,至今未受理。

本案的审理显然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司法不作为致使原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本案原告:冯正虎。被告:上海方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案诉求:判决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开通原告的网站(护宪维权网)fzh999.com,并保证在合同期内不再发生此类没有法律依据的擅自封网行为;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1960元,补偿原告的网站(护宪维权网)fzh999.com被告无理无法又不事先通知原告封网一个多月(2007年2月17日至2007年3月20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当时的诉求)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07年3月20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0月24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P239649976CS,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2101天

 

 

36. 就天伦咨询公司网被封的案由状告北京新网公司的民事诉讼(2008年8月19日)

 

2008年3月14日是什么日子?在网络上是一阵杀戮,天伦公司网站就是在这天无辜地牺牲的。不知谁下达的格杀令?中国最大的网络服务运营商(新网公司 http://xinnet.com/)也积极参与这次封杀行动,连与它有九年客户关系的企业网站也格杀勿论,没有反党反政府内容纯属商品业务介绍的网站难免一劫。新网公司告诉被害者,是天津市公安局网管处下的封杀命令,但是天津市公安局网管处的警官告诉被害者,他们指定的封杀名单里没有天伦公司的网站http://www.tlchina.com(备案序号:沪ICP备05057996号)。无论是谁,滥杀无辜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并对被害者予以赔偿。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法院理应承担依法仲裁的司法责任。

上海天伦咨询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冯正虎先于2008年6月29日向崇明县人民法院提出起诉,随后根据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管辖要求,于2008年8月19日正式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状告新网公司的侵权行为。但是,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依据不是法律,而是领导的指示。领导不表态,法官不敢受理,严重违背法律规定的立案受理期限,侵犯当事人的诉权。冯正虎于2008年11月18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编号:EX569176840CN )依法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请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或裁定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处理,秉公司法,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但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至今没有回复。

本案的审理显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司法不作为致使原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本案原告: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原告诉讼代理人:冯正虎。被告: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案诉求:判决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开通原告的网站(天伦咨询网)tlchina.com,并保证在合同期内不再发生此类没有法律依据的擅自封网行为;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8400元人民币,赔偿原告的网站(天伦咨询网)tlchina.com被被告无理无法又不事先通知封网七个月(2008年3月14日至2008年10月6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当时的诉求)

本案管辖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提交诉状的时间:2008年8月19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1年10月24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P239649976CS,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1484天

 

 

上述是冯正虎尚未结案的主要案件,也是典型的司法不作为案例。

 

冯正虎很清楚,这几年中国在行政管理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我们去政府机关办事看到公务员的笑脸,在马路上看到警察的笑脸比过去更灿烂,我们也看到大批法律法规在加速生产,到了每年12月4日法制教育的横幅标语遍地挂满。中国的行政、立法是在进步,上海亦是如此。但是,司法没有进步,除了法院大楼盖得更气派、法官穿上了法袍,其他什么也没有变,还是领导人的指示为司法依据,“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比比皆是。

如果冯正虎没有亲身经历这一切,或许也无法接受这个最荒唐、最耻辱的事实:出版一本经济类工具书而坐三年牢的冤案居然发生在上海,而且还坚持错误至今。上海的法官仅是服从领导指示,而不是遵守宪法与法律,这里没有道理可以讲,只有霸道与歪理。这几年,上海法院一律封杀冯正虎的诉权,连简单的民事诉讼案也不予立案,难道不是某个领导人的指示吗?冯正虎在上海得不到司法救济,其人身自由与安全当然无法保障,但冯正虎不会屈服压迫。所以,冯正虎反侵权的诉讼案会越来越多。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是一块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吗?美好的承诺有什么用?没有司法公正,其他人迟早也会遭受冯正虎的厄运,创业积累的资产一瞬间就会被剥夺,连人身自由都难保,受到非法行政的侵犯也无法得到司法救济。今天仍在坚持昨天的错误,这就意味着上海没有进步,昨天的冤假错案明天还会发生。不尊重宪法法律的社会,阶级斗争永无止境,今天还在权力与财富的高位上张扬的人,明天也有可能沦为阶下囚。

冯正虎在期盼,也在努力,坚定不移地走护宪维权的道路。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每个冤假错案的纠正,如同冯正虎回国事件的圆满解决,都会给民众与国家一个希望,有错必纠,中国在前进,上海会变好。

 

冯正虎

 

2013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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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于27的司法行为艺术——剖析中国司法不作为的全过程

1大于27的司法行为艺术

——剖析中国司法不作为的全过程

冯正虎

滥用一张传唤证,至少可以引发27场官司,这种令人惊讶的司法行为艺术,只有在这个有法不依、滥用职权、司法不作为的荒唐现实里,才会演艺成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这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各方面反映强烈的问题。”

我遭受了许多折磨,但我也有更多的机会观察与研究中国司法。最近我与警察、法官共同表演了1大于27的司法行为艺术,这场真人真事的戏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上海司法的现状:有法不依,行政乱作为,司法不作为。

中国最先进地区上海的司法状况如此落后,其他地方还会好吗?宪法法律在地方上得不到尊重,大小党政官员都是诸侯。没有宪法法律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依靠什么来统一与治理国家?偌大的中国危在旦夕。

一、1张传唤证可以依法引发27场官司

2011年6月27日下午2:00许,我出门外出,受到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的无理阻扰。警察陶卫国出示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将我带到五角场派出所,然后既没有按法定程序做笔录,又没有告知我究竟以什么其他方式涉嫌什么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莫名其妙地关押了我3个小时左右后释放。(参见《上海公安局五角场派出所的瞎折腾》一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讲得很真实: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握有权力的人根本不把法律当一回事,老百姓无法把法律当挡箭牌来保护自己。但是,有法律比没有法律好,至少有一个是非的判断标准,也可以当作司法行为艺术的道具。通过一张传唤证来验证中国的法律是否有生命力,并揭露中国司法不作为的全过程。

2011年7月1日,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K134284009CS)的方式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公开6月27日传唤证上称“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 的受害方、受害程度、所指的“其他方式”究竟是何种方式、《受案登记表》、何时立案、由哪个部门立案侦办、立案至今侦办进展、立案后法定办结期限等八项信息。八项信息,一事一议,分别提出八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但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没有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至今尚未答复或告知,已超过法定的15个工作日,侵犯了冯正虎的合法权益。

2011年7月19日,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就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L063658289CS)将行政诉状及全部证据材料寄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并正式提出行政诉讼。我就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八个案件,分别提出八件行政诉讼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四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冯正虎状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一案,原告是冯正虎,被告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具体的诉讼请求是确认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行为违法,事实也清楚,属于上海市杨浦区法院管辖,完全符合行政诉讼的立案条件。但是,上海市杨浦区法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在7日内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

地方法院司法不作为的现象比比皆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察觉。为了保证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行政案件,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其规定的第三条: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当事人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7日内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一)要求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依法处理;(二)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三)决定自己审理。

2011年8月1日,我亲自去上海市杨浦区法院立案庭询问立案结果,2号接待窗口的女法官在电脑上查询后告诉:冯正虎的案件一个也没有立案。当日,我依据上述法规,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539CS )将八份行政诉状及全部证据材料寄送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立案庭,并提出行政诉讼。我将向上海市杨浦区法院提出的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的八件行政案件依法上升到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同日,我就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6月27日传唤行为,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E109054511CS )将行政复议书及证据材料寄送上海市公安局,并提出行政复议。

如果上海市公安局60天不回复或行政复议不公正,我可以依法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状告上海市公安局。

如果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在7日内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我可以依法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这场司法行为艺术演到这一幕,已是1=27。

一张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派出所传唤证,换来八张向杨浦分局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八张向上海市杨浦区法院提交的行政起诉书、八张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行政起诉书、一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交的行政复议书,再加一张向上海市静安区法院提交的行政起诉书、一张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行政起诉书。

二、1大于27的司法行为艺术是醒世警言

这场司法行为艺术继续演下去,就是1大于27。

中级法院与基层法院的法官开始扯皮,将诉讼当事人上下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选择,自己不愿审理,要求杨浦、静安法院依法处理。但是,杨浦、静安法院也会不理睬中级法院的口头要求。法律都不当一回事,哪个法官还在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规定呢?中级法院与基层法院一起司法不作为,高级法院、最高法院能怎么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需要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参照本规定。司法不作为的法官都在参照本规定,可以将所有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推到最高法院。

应当在基层法院受理或裁定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在7日内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依照上述规定,该第一审行政案件就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参照本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司法不作为,就可以由上一级法院审理或指定管辖。中级的上一级是高级,高级的上一级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已看清地方法院司法不作为的严重危害。2009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指出“行政诉讼‘告状难’现象依然存在,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之一”,而且措词严厉地谴责地方法院司法不作为的种种恶习。2010年12月6日发布的新版《法官行为规范规定》里,立案一章制定得非常详细,几乎要把法官看作小孩一样,教他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地方法院的法官依然我行我素,照样司法不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令法官敬畏的神圣感。

制订法律的人大只管生孩子,不管养育孩子,没有履行监督法律实施的责任,所以有法不依、司法不作为的恶习遍地成灾,到处泛滥。听到无数的谴责声,但是没有看到一件因法院司法不作为法院受到处分、法官受到处分或罢免的人大监督案例。法官公然违背最明确的程序法、剥夺公民诉权,这是大罪,是污染了水源。人大代表不尽法律的养育之责,法律生得太多,又有何用?生一个,死一个。

法律没有生命力,就无法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身、财产的安全。所以,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首先要捍卫法律。

今年7个月内,我已收到九张传唤证,日期不同,内容千遍一律:“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限你到五角场派出所接受询问”。什么是“其他方式”就是什么也没有。警察利用法律条款的空隙,滥用职权。而且,上海法院司法不作为,不受理状告公安机关的行政案件,其结果法官警官、官官相护,警察就会狗胆包天,传唤证就犹如随身带的纸手帕,撕一张很随便,最近一张连公章也赖得盖了。

作为个体的公民可以藐视有权有势的官员,但不可抗拒以法律名义的行政或司法,我一次一次看在传唤证的面子上,屈服违法警察的淫威,乖乖地被关押在派出所讯问室,遭受人身自由权利的伤害。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受到伤害,是法律受到践踏,是主持制定法律的中国共产党得不到这些警察、法官的尊重。

法律不仅可以当挡箭牌,而且还是人民手中的进攻武器。谁侵害我们,我们就还击谁,依法捍卫人权,至少让侵权者的违法成本加大到他难以再侵权,并通过网络媒体揭露侵权者的违法事实。

我从警察滥用职权的九张传唤证中抽取一张,就可以依法推导出27场官司,并让侵权者的违法成本无限大。如果用九张传唤证,就可以依法推导出243场官司,这是一场规模盛大的1大于27的司法行为艺术。

每个公民会像我一样忠于法律,认真、较劲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会与这些违法官员法官一起轻松地表演一场1大于27的司法行为艺术。违法泛滥、诉讼成灾,国家机器超载得无法运转,迅速死亡。

傲慢的警察可以继续侵犯我们的人身、财产的安全,无赖的法官可以继续剥夺我们的诉讼权利,他们的言行告诉我们:中国的法律是没有用的,一切听领导的。但是,我们依然坚守法律,依法维权。

1大于27的司法行为艺术是醒世警言,让当政者与民众看清中国司法的现实及其司法改革的切入点。

2011年8月7日

参考资料:

一、冯正虎6月27日的传唤证

二、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1-8)

三、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交行政诉状(1-8)

四、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行政诉状(1-8)

五、向上海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书(1-8)

六、提交申请书及诉讼材料的邮局凭证

1. 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的EMS凭证(EK134284009CS)

2. 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交行政诉状及证据材料的EMS凭证(EL063658289CS)

3. 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行政诉状及证据材料的EMS凭证(EE109054539CS)

4. 向上海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书的EMS凭证(EE109054511CS)

七、《上海公安局五角场派出所的瞎折腾》

附录:

一、 冯正虎6月27日的传唤证

冯正虎6月27日的传唤证

二、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1-8)

(例举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1),其他七份申请表的内容基本相同,仅“所需的政府信息”一栏的内容不同,分别是受害方、受害程度、所指的“其他方式”究竟是何种方式、《受案登记表》、何时立案、由哪个部门立案侦办、立案至今侦办进展、立案后法定办结期限等八项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1)

三、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行政诉状(1-8)

(对应八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提出八份行政起诉状,例举行政起诉状(一),其他7份行政起诉状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基本相同。)

 行政起诉状(一)

 原告:冯正虎  男,1954年7月1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

身份证:310108195407012452

住址: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302室

邮编:200433

手机:13524687100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法定代表人:蔡田  局长

地址:上海市平凉路2049号   邮政编码:200090

电话:65431000

 请求事项

 1.    确认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行为违法

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11年6月27日下午2:00许,原告出门外出,受到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的无理阻扰。警察陶卫国出示传唤证将原告带到五角场派出所,然后既没有按法定程序做笔录,又没有告知原告究竟以什么其他方式涉嫌什么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莫名其妙地关押了原告3个小时左右后释放。

原告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但是警察陶卫国出示的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称原告“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限原告到五角场派出所接受询问。警察是滥用职权,非法使用传唤证来扰乱公民的正常生活。

为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于2011年 7月1日原告以邮政特快专递(EMS:EK134284009CS)的方式向被告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被告公开 “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受害方的信息。

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但是,被告没有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至今尚未答复或告知,已超过法定的15天期,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因此,原告依据同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对被告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提出诉讼,请求法院秉公司法,维护国家法规的权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此致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起诉人:

冯正虎

2011年7月19日

附件:

1.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1)

2.  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的EMS凭证

四、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行政诉状(1-8)

(对应八份向上海杨浦区法院提出的行政起诉状,再依法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提出八份行政起诉状,例举行政起诉状(一),其他7份行政起诉状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基本相同。)

 行政起诉状(一)

 原告:冯正虎  男,1954年7月1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

身份证:310108195407012452

住址: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302室

邮编:200433

手机:13524687100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法定代表人:蔡田  局长

地址:上海市平凉路2049号   邮政编码:200090

电话:65431000

原告于2011年7月19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编号:EF393623180JP )将原告的诉状及全部证据材料寄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就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正式提出行政诉讼。但是,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至今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三条规定(即“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当事人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7日内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一)要求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依法处理;(二)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三)决定自己审理。”),原告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

 请求事项

 1.    确认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行为违法

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11年6月27日下午2:00许,原告出门外出,受到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的无理阻扰。警察陶卫国出示传唤证将原告带到五角场派出所,然后既没有按法定程序做笔录,又没有告知原告究竟以什么其他方式涉嫌什么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莫名其妙地关押了原告3个小时左右后释放。

原告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但是警察陶卫国出示的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称原告“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限原告到五角场派出所接受询问。警察是滥用职权,非法使用传唤证来扰乱公民的正常生活。

为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于2011年 7月1日原告以邮政特快专递(EMS:EK134284009CS)的方式向被告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被告公开 “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受害方的信息。

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但是,被告没有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至今尚未答复或告知,已超过法定的15天期,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因此,原告依据同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对被告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提出诉讼,请求法院秉公司法,维护国家法规的权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此致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人:

冯正虎

2011年8月1日

附件:

1.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1)

2.  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的EMS凭证(EK134284009CS)

3.  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交行政诉状及证据材料的EMS凭证(EL063658289CS)

五、向上海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书

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冯正虎  男,1954年7月1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

地址: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302室

邮编:200433

电话:021-55225958

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法定代表人:蔡田  局长

地址:上海市平凉路2049号   邮政编码:200090

电话:65431000

  请求事项

确认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2011年6月27日传唤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事实和理由

2011年6月27日下午2:00许,申请人出门外出,受到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的无理阻扰。警察陶卫国出示传唤证将原告带到五角场派出所,然后既没有按法定程序做询问笔录,又没有告知申请人究竟以什么其他方式涉嫌什么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莫名其妙地关押了申请人3个小时左右后释放。

申请人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但是警察陶卫国出示的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2011)第0028号】称申请人“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限申请人到五角场派出所接受询问。警察是滥用职权,非法使用传唤证来扰乱公民的正常生活。

2011年7月1日申请人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要求依法公开6月27日传唤证上称“冯正虎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案”的受害方、受害程度、所指的“其他方式”究竟是何种方式、《受案登记表》、何时立案、由哪个部门立案侦办、立案至今侦办进展、立案后法定办结期限等八项信息,但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超过法定的期限也无法公开上述信息,显然6月27日警察利用传唤证扣留申请人的行为根本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办理过合法的传唤手续,纯属个别部门及其警察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

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公民权利。而且,无论在执法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是违法的。

1.传唤程序上的违法

申请人于2011年6月27日下午14:40到五角场派出所接受询问,直至当日下午5:30被承办警察释放回家,其间没有做过一次法定的询问笔录,也没有谁告知申请人究竟以什么其他方式涉嫌什么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被申请人所属警察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

2. 滥用传唤证,变相非法拘禁申请人。申请人根本没有涉嫌参与违法犯罪的事件,2011年6月27日下午是按惯例走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人民来访接待室,约定与信访办的负责人谈话。参见详细记录当天下午情况的纪实文章《上海公安局五角场派出所的瞎折腾》(原载:冯正虎博客 http://fzhenghu.net)。被申请人所属警察违反《宪法》第三十七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十一项、《警察法》第二十二条第五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第九条第三项。

以上是申请人的陈诉,请上海市公安局领导明断。上海市公安局理应执政为民,依法追究被申请人的违法行为,支持申请人的诉求,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此致

上海市公安局

申请人:

冯正虎

2011年8月1日

附件:

一、《上海公安局五角场派出所的瞎折腾》

二、7月1日致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及邮政凭证

三、冯正虎2011年6月27日的传唤证

六、提交申请书及诉讼材料的邮局凭证

一、 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的EMS凭证(EK134284009CS)

二、 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交行政诉状及证据材料的EMS凭证(EL063658289CS)

三、 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行政诉状及证据材料的EMS凭证(EE109054539CS)

四、向上海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书的EMS凭证(EE109054511CS)

七、《上海公安局五角场派出所的瞎折腾》http://wp.me/p19mNd-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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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正虎代表上访民众与浦东法院法官对话(录音)

冯正虎代表上访民众与浦东法院法官对话

[编者按]2011年6月9日下午,近50名上海市民佩戴“我要立案 捍卫法律 还我诉权”的挂牌,有的还举着鲜红党旗,进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立案大厅,高呼“我要立案”口号,抗议司法不作为,要求庭长、院长接待。浦东法院宫法官代表立案庭出面接待,她与另一位法官认真记录上访民众的诉求,并现场受理了诉讼材料。最后,冯正虎代表上访民众发言。宫法官当即表示:给法院一点时间,尽量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给予答复。

本文根据冯正虎发言的录音整理。

 

[anyplayer:url=http://woyaolian.net/fzh/20110609.MP3 title=冯正虎与宫法官的发言录音]

 

 

冯正虎:把大家的诉求告诉我们的法官。刚才,各位已把自己的案子告诉宫法官。我们每个人的个案是不同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因为我们都共同遭到一个侵害,就是我们的诉权被剥夺了。

我们的诉权没有了,因为我们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在法院长期既不立案又不给予裁定,有的法官连诉讼材料都不收,就是收了材料也不给任何的收据。那么,从我国现有的法律都指明了七天应该立案,不予立案就要裁定。而且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里面,包括司法规定,包括最新出版的《法官行为规范规定》里,立案都定得非常详细,几乎要把法官看作小孩一样,要教你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我们确实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么多公民长期以来得不到诉权。没有诉权,在一个国家里,我们没有诉权,那么我们所有其它的权利都会得不到保障。而且,如果说一个法院有一个不公正的案子,也很正常,因为法院这么大,法官受理的案子这么多,不可能每一个案子都办得很好,有点不公正也很正常。但是,作为一个法院,它的司法不作为就是不正常。开着法院不干任何事,你说这个法院还要它干嘛?

我们都是公民,很正常的公民,遵守法律的公民。即使是一个杀人犯,甚至他被判死刑了,他只不过被剥夺了什么权利?(在场的民众马上回答:政治权利。)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没有选举权,但他还有诉讼权。那么我们这些公民,当然里边有为数不少的,可能是你的街道、你的有些人看不中的,叫不安定的人员,但不能因为他们的不安定,就可以丧失诉讼权。

这样剥夺公民诉权,对法官也不尊重。我在二中院(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做过一个月的调查,天天坐在里面,我对法官认识很多,我很理解他们,法官的尊严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的立案厅每天都会面临这样尴尬的场面。你看,今天我们庄严的法院、尊重的法官,有尊严吗?肯定没有。哇啦哈啦喊口号,这里已不是法院了。由于我们的公民被剥夺了诉权以后,你看看,都变成这个样子,国家就无法无天了,法官也没有尊严。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是法院没有理由(不立案),如果是某个官司判错了,法官还有很大的理由讲讲,错案还可以纠正,但是面对着不予立案(又不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法官无语了,因为我们的法院无权这么做。

我告诉你,宫法官,我们国家的法律,特别是对立案这样的法律,在世界上是定得最细的、最完整的、最好的。我对日本的法律最近做过研究,我特地看,在国外是否也像我们中国一样有个时间规定。我看了,没有时间规定。我说,如果它这个(国外)法律要是到中国啊,那我们这些中国的法官要高兴死了,你(上诉人)就没有办法象今天这样找我们啦。法律上也没有时间规定啊,我们当然也没有时间啦。

日本的法律它没有立案时间规定,后来我想通这个问题,因为日本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它是尊重法官的。如果法官审判、立案的时间还要法律制定出来,那你(国家)不是看不起我们法官吗?所以它(日本)没有制定时间。而中国呢?确实定得很细。我也经常和人大代表交往,我说你们这些立法者把我国律法的这个规定定得很细,把我们的法官看成小孩一样的,不相信他们,要他们在七天里才做好这件事(立案受理期限的法律规定)。但是,现在你们立法者可以笑话法官:你看这些小孩给他七天时间,他也做不好。

长期以来,造成我们,包括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这样举动,宫法官还有你们其他的法官,应该是对我们很理解的。让他们(要求立案的人)叫了一些、发了一些,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既不予立案又不裁定,确实是对他们造成一种很大的伤害。这个事情(司法不作为)不仅是在浦东法院发生,其实在上海其它法院也发生过,而且发生很多。所以,我对上海市47个当事人的案例做了专门的调查研究,研究的结果是这47人涉及到158个案子,这些案子就个案来说都不同,但是都碰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所有在座的人碰到的这个问题:法院既不予立案又不裁定。而且,我把这些案子(司法不作为的情况)全部用时间来计算,有十一万多天。

如果我们不做统计,我们根本不敢相信,哪有这么严重啊。我们上海市的法院居然有十一万多天不干事,要这些法院干嘛?而且,其中的上海二中院占了四万多天,是最多的。所以,在一月份,我们189位市民在人大开会时,提出了提议:一、归还公民的诉权,彻底清除上海司法不作为的现象;二、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树立法官对宪法和法律的敬畏感;三、罢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信芳。因为他那个法院四万多天不知道在干什么,这个法院的院长还要他干嘛?如果法院办了几个错案,也属正常,谁没有错?

我们一直信任人大,跟人大在交流、在沟通。所以,对这本书(冯正虎当场向宫法官赠送这本书《我要立案——上海司法部作为案例汇编(第1集)》)人大很重视,如果被编入书中的当事人去人大反映,人大只问他的案件在书中的编号是几号,其它的材料不需要。这项工作做得很细,这本书的续集还在编。现在一些市民也发觉了,法院是一个根本要解决的问题(立案)。所以今天到浦东来,实话说也不是第一了,浦东应该挨到第几?第三位了吧。

宫法官: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之前,还去了哪里?

冯正虎:长宁区法院。而且,从领导的层次上确实比你们高,长宁法院的院长、庭长都出来接待。还去过一中院、二中院。但我是第一次出来,因为我不太出门,一直写文章,向上层呼吁。

在场的民众:其他法院是院长、庭长出来接待,为什么浦东法院院长、庭长不出来?

冯正虎:今天我为什么相信这里的符庭长?因为他确实去开会了,我认识这个符庭长。所以,今天宫法官说她出来代表,我就见她,因为我们相信她。其实,法官在法院里不论大小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她)代表着法律,代表法院来的。你们到了信访办的官吏地方就不同了,当官的地方有部长、有省长,是不相同的,在法院里边任何一个法官都是同等的,应该是这样的。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座很多人的观念长期以来都是在上访、信访这样的地方形成的,但是你们要转回来走到法院,有些思路要改变,确实也要改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访民,包括我们的市民,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做法,但是法官、官员也要改变观念,改变做法,否则这样持续对峙下去,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剩下的只有靠炸弹了,就像江西的三连炸,大家都不讲法了。

这期简报是最新出版的,我也可以给你(冯正虎当场向宫法官赠送《督察简报》第51期,本期刊登了文章《捍卫法律,还我诉权》、《致函人大代表、法律人指出“维护公民诉权”行动》、《忧愤不依,法律死亡》、《依法维权,夺回诉权》)。因为最近我就司法不作为的问题向各方面反映,这是他们(上海的其他一些市民)在一中院、二中院抗议司法不作为并要求立案的情况。我的这些简报是向上面送的,上层的领导都知道,因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大也认为:我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过去只讲这个问题(立案难),没有办法引起重视,现在你把这个问题全部提出来了,而且老百姓也已经掌握了这个问题。如果有司法不作为的问题,那么我们任何一场审判都是假的,可以让你赢,也可以让你输,这是很容易的,因为在这么简单的问题(立案程序)上都可以这样出错。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来,在浦东法院有案子的人将来还会坐在这里。他们坐在这里不是给法院、法官添麻烦,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帮法院、帮法官,因为今天造成这样的局面,肯定是法官背后的有些领导在干扰我们的司法,所以我们在这里是给法院、法官鼓气。领导看来,法院麻烦了,法官麻烦了,我(法官)只能立案,我(法官)不能立案,你领导出来与这些人(依法要求立案的当事人)说,你有本领你再去抓,你也没有本领,因为整个我们国家的趋势在变,最近的趋势都在变。而且今年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现在的问题就是法律的实施。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实施,从现在开始已经不存在没有法律可依的问题,所以我相信我们法院、法官,你们的腰板应该硬起来。

你们法官受到很大压力,我们是要到这里来解决问题的,某个意义上也是要来支持法官,所以我们在今年提出的市民建议书第二项要求就是帮法官讲话,因为只有法官审判独立了,司法公正了,我们在座这些人的安全,他的生命安全,他的财产安全,才会得到保证,否则我们没有保障。今天抓你,因为为什么?瞎抓你,因为他知道你没有办法可以诉讼。明天他抢你的财产,因为他知道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告。好了,把老百姓都逼成什么?

冯正虎对在场的民众说)所以,我们今天来呢,想得到的目的就是诉权。应该说,不管怎么,即使他们的院长来了,也是一样的。我的概念,法官都是平等的。法官把你们(在场的民众)的东西(诉讼材料)收上来,就已经做好了。法院的门不是今天开了,明天就关门了。何必要这样呢?如果不解决问题,还可以继续有道理讲嘛,甚至还可以坐在这里,第二天你再等嘛,领导忙你们总不忙吧?领导今天不在,明后天总会在的。你们在这里不要吵,安安静静地要有耐心,要等庭长出来,等领导出来,他会解决你问题的。一天不够,三天,三天不够,一个月总够了吧。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大喊大叫,因为我们不喊,我们这块牌子已经告诉了人家,我来干什么了。我们只要耐心地坐在这里等,因为司法有一个过程的,法官要跟庭长商量,庭长要跟院长商量,院长要跟上面的政法委商量。我们要给法院时间,很多人十年都上访下来了,难道就不可以给法院一个月的时间吗?甚至半个月的时间。不要象过去上访那样,跑到这里一拉,签名一签,人也没有了,永远不在解决问题。所以你们也要负起你们的责任,来盯你们的案子,来追你们的案子。那么,这样你们实际上也在帮助在座的法官,法官回去,也不可能你们不来,天天帮你们叫,没有人会这样叫的,对吧?要你们自己来,有案子的人自己来,要很耐心地一直等着,耐心是最大的重要。不需要喊叫,你这个牌子挂着就够了,就告诉所有的人了。

我今天也来了嘛,刚才让大家在前,我在最后(提交诉讼材料)。其实,我和法官经常在打交道的,我心里希望法院,我们每一个市民到这里来是很安静的,法官有一种尊严,使我们尊敬他(她),我希望我们中国,包括上海是这样的一个场面。所以,我上次与一中院法官说,我来了二次,我真不想带着人一起来,因为我冯正虎要带大家来是很容易的,几百人都是可以的,但我都是一个人来的。这是为什么?我不希望有任何的压力促使法官产生什么决定,因为我希望法官有尊严。其实,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也是希望我们的法官很有尊严,很有威望,是吗?肯定是这样吧?只有这样,法官才可以保护我们。

在场的民众(齐声回答):对的!

冯正虎:所以我们今天来也是希望浦东法院法官真正独立起来,我们来这里也是帮法官呼吁,希望政法委的领导也明白过来,不要干扰司法,而且这种错误也不要错在这太简单、太原始的问题上,让人家一卡就卡住了。这个问题上只要有人指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就是“皇帝的新装”。皇帝穿新装了,事实上皇帝光着屁股,所有的人都说他穿得很华丽,我们就是那个说实话小孩,说出皇帝什么都没穿。我们的案件你七天既不受理又不裁定,这个问题实在太简单了,而且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案子出现这样的问题(司法不作为),就说明这个地方司法不公正,任何审判都可以是假的,为什么?程序问题。如果是实体问题,判错不要紧。一个案子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担忧,因为他都会遭到这个程序的错误。现在老百姓的心情与我一样,我作为知识分子先觉醒,现在他们比我急,我不来,他们都会来,接着上海的法院到处都有人要求立案。所以,我还是要恳求浦东法院,该怎么解决问题就怎么解决,是否能立案的,就给一个裁定,让他们有一个诉讼的权利,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所有今天来的人其实就一个要求:依法立案,不予立案,就给我们一个裁定,让我们有一个诉讼权——慢慢讲道理的权利。判的对,判的错,这是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准确的就是这个要求,是否是这个要求?

在场的民众(齐声回答):对!

冯正虎:没有说到这里来你(法官)给我们安置什么,你要管我们什么,没有。这个很简单,你第一步走出来,公正就走出来了。好吧,宫法官,我们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宫法官:今天你们都是很远到来的。我们下午接待大家,把大家基本的要求简单地记录下来,我们尽量争取在尽快的时间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你们的代言人说的,每个人的个案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公安局的,有的是环保,有的是拆迁,形形式式都有,那么我先要了解一下情况,现在我们给你们答复,肯定是不负责任的答复,因为我们还没有都查过一遍,今天不好说一定好受理,不能说一定不能受理,我如果这样说,就违背我的职业,不负责任,不了解情况。那么,给我们一点时间去了解情况,了解好情况后,尽量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给予答复。刚才留下书面材料的,各位把联系方式留下。

冯正虎:对的。他们的要求就是,你不予立案的就给予裁定。刚才你们联系方式留下吗?没有留的,留给法官,否则法官没有办法与你们联系。

最后,有的人在提交的诉讼材料上补写了地址。大家对宫法官的诚恳态度很满意,陆续离开法院,期盼浦东法院真正能解决司法不作为的问题,保障公民诉权。

 2011年6月21日整理完录音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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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中国公民回国权的法律意见书

维护中国公民回国权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留日创业者联盟 2009年8月15日公布)

【编者按】维护中国公民回国权的法律意见书是依据中国法律对维护中国公民回国出国权利问题的法律评判。中国留日创业者联盟组织起草本法律意见书,并由上海的法律专家执笔,北京等地的知名律师、法学教授、法学博士参与修改,最后在博讯、维权网、护宪维权网等网络媒体上公示15天(2009年7月27日至8月 10日),公开向中国公民、海外华人征求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于2009年8月15日定稿,供政府机构、立法机关、法院、媒体及公众参考。这份法律意见书是冯正虎回国行动的法律依据,也是处理东京成田机场回国抗争事件的官民对话平台。


冯正虎先生是中国公民,也是上海市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护照号码:G33406155)和国内身份证(居民身份证号码:310108195407012452),在国内的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是上海市。冯正虎先生今年4月1日合法出国去日本暂住休养,6月7日回国时,却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以下简称为浦东边检站)警察拒绝其入境。禁止冯正虎入境回国的行政行为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书面的决定文书,仅仅是依据上级领导的口头命令。这个上级领导是浦东边检站所在地的上海市政府,还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或许,就是上海个别领导人的指令。

冯正虎先生为了捍卫公民回国回家的自由权利,从6月7日起每周乘国际航班回国,至今已连续七次,但是都被上海当局以各种形式阻挠,无法回国。一个合法的公民,出国一趟,竟然回不了国内的家,这种荒唐事不仅是中国政府的丑闻,而且令国际社会震惊。对一个弱势的个体公民冯正虎,强大的上海当局为何感到如此恐惧?还要伙同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日本成田机场上侵犯人权,导致这起侵权事件成为三国四方的国际事件。中国是中国人的国家,上海是上海市民的家乡,回国回家是人的天经地义,是国际人权公约、中国宪法和法律都保障的基本人权。所以,这起事件引起了众多中国人的公愤,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大家都关心冯正虎的遭遇。这也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碰到的遭遇。

这起事件的最后解决方式,无论是外交谈判,还是司法诉讼,以及事件的是非判断,都要以国际公约及各国的法律为依据。中国政府官员以及航空公司的行为已违反国际公约及日美的法律,但是否违反中国的法律?现在我们提出维护中国公民冯正虎入境回国权的法律意见,供中国政府及涉案的相关国家政府机关、法院、媒体参考。

一、关于中国公民出入境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迄今为止,中国与本国公民出入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总共有五部:国籍法、护照法、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此外,还有公安部的《公安部关于执行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的说明》《关于实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中检查、监护和阻止出入境等问题处理办法的通知》、《出境入境边防检查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几个部门规章。其中,与本国公民入境有关的法律法规条文有:《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第八条、第十五条。在公安部的几个部门规章中,与公民入境事务有关的只有《关于实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中检查、监护和阻止出入境等问题处理办法的通知》和《出境入境边防检查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两个。

先让我们看一下两部法规中的有关规定。《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边防检查站有权阻止出境、入境:(一)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其他出境入境证件的;(二)持用无效护照或者其他无效出境入境证件的;(三)持用伪造、涂改的护照、证件或者冒用他人护照、证件的;(四)拒绝交验证件的。 具有前款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的,并可依照本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第八条:出境、入境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边防检查站有权阻止其出境、入境:(一)未持出境、入境证件的; (二)持有无效出境、入境证件的;(三)持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的;(四)持用伪造或者涂改的出境、入境证件的;(五)拒绝接受边防检查的;(六)未在限定口岸通行的;(七)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通知不准出境、入境的;(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入境的。

出境、入境的人员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中国公民有前款第(七)项、第(八)项所列情形之一的,边防检查站可以扣留或者收缴其出境、入境证件。

从以上两部行政法规与公民入境有关的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边检站有权阻止本国公民入境的情形只有以下四类:第一,未持出入境证件或者出入境证件有问题;第二,拒绝交验证件或者拒绝接受边防检查,或者未在限定的口岸通行;第三,公安部、国家安全部通知不准出境、入境的;第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入境的。

二、禁止冯正虎入境回国的行政行为是违法的

我们按照行政法规中规定的边检站有权阻止本国公民入境的情形对照一下冯正虎先生的行为和遭遇。冯正虎持本人合法有效的护照出入上海浦东机场,从规定的口岸通行,在通关时交验证件、接受边防检查,完全遵守国家有关法规。禁止公民入境的四种情形中,前两种与冯正虎先生完全无关。或者依照法规条文来说,《出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和《边防检查条例》第八条第一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都与冯正虎先生无关。现在只剩下《边防检查条例》第八条第七、第八两项的规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通知不准出境、入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入境的。边检站是依据哪一项不准冯正虎入境回国的呢?如果是公安部或者国家安全部通知浦东边检站禁止冯正虎入境,浦东边检站就要向冯正虎出示公安部或者国家安全部的通知的书面文件。禁止一个公民入境自己国家的决定是不可以秘密执行的,必须向被禁止入境的公民本人宣布。但是,浦东边检站并未向冯正虎出示任何书面文件,只是说是上级领导的指示。

根本不告知因行政相对人违反了哪一部法律法规的哪一条而对其做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也不依法说明作出不准入境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1条),就可以以笼统模糊的一句“上级领导的指示”来剥夺一个合法公民的入境回国权吗?“上级领导的指示”可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地作出吗?上级领导就可以抛开任何法律法规而违法发布指示命令吗?而且,公务员对于上级领导的决定和命令,并非全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上级领导违法、犯错下级可说“不”。根据《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对于明显没有任何法律法规依据、明显违法的某些上级领导的错误指令,浦东边检站警察可以不予执行。

与公民出入境有关的法规还有一条,《边检条例》第十五条:“出境、入境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边防检查站有权限制其活动范围,进行调查或者移送有关机关处理:(一)有持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嫌疑的;(二)有持用伪造或者涂改的出境、入境证件嫌疑的;(三)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通知有犯罪嫌疑的;(四)有危害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秩序嫌疑的。”这一条规定的是边检站有权限制出入境人员的活动范围,进行调查或者移送有关机关处理,而不是禁止其入境。也就是对符合上述四项情形之一的申请入境人员,边检站应当先允许其过关入境,然后暂时限制其活动范围、人身自由,如果确有问题,对其予以羁押进行立案调查,或者移送有关机关处理。冯正虎先生与该条前两项不沾边,与第四项也不相干。如果是第三项,边检站需要向冯正虎出示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或者上海市公安局、国家安全局禁止其入境的书面通知、决定书,至少要向冯正虎作出正式说明,并说明作出此行政决定的法律依据。浦东边检站并未拿出上级有权机关的任何通知书或决定书,也未说明作出此行政决定的任何法律依据,怎么可以禁止冯正虎入境、违法剥夺其入境回国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呢?

三、“驱逐出境”的刑罚不是针对本国公民的

冯正虎先生是一位守法的中国公民、上海市民,从未触犯过“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任何罪名,从未因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被刑事处罚过,也从未触犯过其它危害国家利益、损害国家名誉、破坏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其言行从未构成过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利益、扰乱社会秩序一类的犯罪行为,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冯正虎先生现在有危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明显、直接、现实且紧迫的危险性。

根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加入、中国政府也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 而且,国际主流文明社会公认的平衡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的《约翰内斯堡原则》规定:只有在一个人的言行对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明显、直接、现实且紧迫的危险或者威胁时,其言行才应当受到政府的限制约束或者禁制。冯正虎先生迄今为止并未公开发表任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构成明显、直接、现实且紧迫的危险或者威胁的言论,也没有以任何行为表达这种危险或者威胁意图,也没有任何实际行为、行动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构成这种直接、现实且紧迫的威胁或危险,也没有扰乱、破坏国内社会秩序的言论或行为。

退一步讲,即使有关部门认为冯正虎先生是犯罪嫌疑人,有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破坏社会秩序的嫌疑,也应当先让其过关入境,边检站移交有关主管机关,有关主管机关对其采取某种强制措施,或者直接刑事拘留,对其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依法处理,而不能禁止其入境,将其强行“驱逐出国”。

那么,冯正虎先生是被科以“驱逐出境”的刑罚了吗?根据有关法律,“驱逐出境”只能适用于外国人,只有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一般是在中国境内犯应当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外国人,可以驱逐出境;违反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一般是情报间谍活动),可以驱逐出境。冯正虎先生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未加入任何外国国籍也没有被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公民权,今年去日本短暂居留,两个多月后即回国,持本人合法有效的中国护照入境,有关部门有何权力、有何法定依据对其“驱逐出境”?!

而且,进一步来说,我国《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两部基本法律都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只有法律有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而且都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重申。《立法法》是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基本法律,一般认为属于宪法部门,其位阶和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典,高于属于其它部门法的基本法律,更高于所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的一般法律和法规、规章。《行政处罚法》也是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基本法律,其位阶和法律效力高于所有的一般法律、法规和规章。只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的法律,才可以作出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规定,才可以设置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条款;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文件都无权作出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国务院制定通过的行政法规和公安部制定通过的部门规章其位阶和法律效力远远低于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属于宪法部门的《立法法》和属于基本法律的《行政处罚法》。如果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或者公安部的部门规章的规定与《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相冲突,自当以后者为准,前者无效。国务院行政法规《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和公安部的部门规章有关禁止公民出入境的规定都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都是越权无效的。

四、上海当局的违法行为违背宪法和执政党的治国方略

冯正虎先生是一位遵纪守法、法治观念和人权观念强烈的公民,多年来他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为民请愿,捍卫人权,推动国家和地方的法治化建设。他长期以来帮助其他上海市民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向上海的访民们宣传和普及国家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普及法治观念,努力捍卫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这样的优秀公民和“先进典型”,理应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如司法行政机关)的表彰和鼓励,并公开宣传。但是,由于冯正虎维护人权的活动得罪了上海当局的个别权贵和个别部门,招致他们一直对冯正虎的合法行为采取打压政策,对冯正虎进行威胁、利诱、骚扰、软禁、跟踪,甚至非法绑架,一直发展到今天将其拒之于国门之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其中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浦东边检站在没有提出任何法律依据、没有任何法定事由的情形下,甚至连本身越权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公安部部门规章规定的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的通知书也拿不出来,就禁止合法公民冯正虎入境,剥夺其回国回家的权利,显然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违反了宪法第37条,是一种违宪行为。违宪行为显然是最严重的、“最高等级”的违法行为。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五大报告同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四)”,庄严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至此,“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成为中国的基本方略、基本国策,而且是中国的宪法规定。上海当局个别领导、个别部门指示浦东边检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剥夺冯正虎入境回国权、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是违宪违法行为,是漠视和践踏法律的尊严性权威性统一性的行为,是破坏国家法制建设、阻碍我国走向法治化的行为,是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相对抗的行为。

根据上述评判,我们建议中国国务院和公安部纠正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及其下属浦东出入境边检站的违法行为,尽快结束这起让国家蒙羞的极其荒唐愚蠢的国际事件,维护中国国家和宪法的尊严;真正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保障中国公民的法定权利,消除每一个中国人回国出国的恐惧,让每一位合法的中国公民都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旅行、自由地合法出入自己的国家,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美好、更可亲、更温馨、更和谐。

中国留日创业者联盟

2009年8月15日东京

发表在 公民权利, 回国之路 | 一条评论

撼动宪法权利的出版冤案

撼动宪法权利的出版冤案

[提要]

《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ISBN 7-900609-33-4,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日系企业要览(2001年版)》日文版(ISBN 4-931548-98-9,日中展望出版社出版)是中日两国第一本研究与介绍中国日资企业、对华投资与贸易的日本企业以及上海市区县及主要产业的电子工具书,编制技术是最新的,填补了国内对日资企业信息研究的一个空白。上述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后受到中日两国有关机构领导人、企业、新闻媒体及读者的一致好评。天伦公司作为留学回国人员企业应邀免费参加2000年10月24日~28日第二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2000年高新技术成果展,展示上述电子出版物。

但是,在博览会落幕后的十五天,一个悲惨的命运降于天伦公司与冯正虎。同样这两本正版电子出版物却使冯正虎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陷入一场冤狱。2000年11月13日,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查禁支队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接着就是逮捕、判刑。2001年6月,冯正虎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并处罚金40万元。冯正虎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8月终审维持原判。

冯正虎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辑单位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销售了226本自己拥有著作权的作品,销售金额合计人民币7.8万余元,而且均已依法纳税。这个案由使冯正虎遭受三年刑罚,这是千古奇冤,也是闻名天下的上海丑闻。2003年11月12日冯正虎刑满释放后继续申诉,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冯正虎关闭司法救济的大门,一再拒绝冯正虎的再审请求,致使这个冤案一直维持至今。

本案例公开后,引起国内外人士,包括高层官方人士极其震惊,这是上海的耻辱。2004年12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日报主办的《方圆法治》杂志发表本刊记者专题报道《以宪法权利的名义出招》(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726184.htm )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官方网站中国网、各大城市的曝光台网站、东方法眼、中国宪政、武汉法院等国内网站都相继转载。但是,本冤案在上海仍然是敏感词,令某些权贵人物恐惧。

本案的裁决显然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 (出版自由)、《著作权法》第十条(著作权人的权益)、《公司法》第五条(依法自主经营)、《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原则)及《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五条(政府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

本案当事人:冯正虎。承办单位: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查禁支队、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本案涉及中国公民自由出版权利、著作权人的权益及人身自由权利的问题。

本案诉求:撤销上海法院违宪违法的判决(2001沪二中刑初字第69号)与裁定(2001沪高刑终字第127号),宣判冯正虎享用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是无罪的,保障冯正虎的合法权益,判决赔偿义务机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受害者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及冯正虎作出赔偿。

本案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2010年9月19日冯正虎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提出申诉。

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原审被告):冯正虎,男,1954年7月1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

身份证:310108195407012452

地址: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302室

邮编:200433

电话:021-55225958  13524687100

原审被告: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国定路335号

申请人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1沪二中刑初字第69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1沪高刑终字第127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2002沪高刑监字第42号)、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通知书(2004刑监字第39号)(这份通知书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2004年9月24日签发的,没有盖最高人民法院的国徽章,不能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最后审查结果。)并且,根据2004年11月19日申请人状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行政诉讼案庭审中获得的新证据,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申诉请求

一、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法律与事实,受理本案再审,撤销上海法院违宪违法的判决(2001沪二中刑初字第69号)与裁定(2001沪高刑终字第127号),宣判冯正虎享用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是无罪的,保障冯正虎的合法权益。

二、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九条,判决赔偿义务机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受害者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及其法人代表冯正虎作出国家赔偿。

事实与理由

《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ISBN 7-900609-33-4,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日系企业要览(2001年版)》日文版(ISBN 4-931548-98-9,日中展望出版社出版)是中日两国第一本研究与介绍中国日资企业、对华投资与贸易的日本企业以及上海市区县及主要产业的电子工具书,编制技术是最新的,填补了国内对日资企业信息研究的一个空白。上述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后受到中日两国有关机构领导人、企业、新闻媒体及读者的一致好评。天伦公司作为留学回国人员企业应邀免费参加2000年10月24日~28日第二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2000年高新技术成果展,展示上述电子出版物。本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受邀请的留学回国人员企业仅12家,其中留日回国的仅3家,是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上的亮点。冯正虎还被作为上海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者的代表应邀参加本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2000年10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介绍回国创业的事迹及上述电子出版物,当日、次日上海的所有电视台都在新闻栏目上传播。

但是,在博览会落幕后的十五天,一个悲惨的命运降于天伦公司与冯正虎。同样这两本正版电子出版物却使冯正虎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陷入一场冤狱。2000年11月13日,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查禁支队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接着就是逮捕、判刑。2001年6月,冯正虎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并处罚金40万元。冯正虎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8月终审维持原判。一个作者编著一本书,他的公司依法销售了226本自己的作品,居然在上海要遭受三年刑罚,这是千古奇冤,也是闻名天下的上海丑闻。2003年11月12日冯正虎刑满释放后继续申诉,前四年冯正虎的申诉重点是以本冤案为实例宣扬法治精神,推行护宪维权的理念,批判官本位的一切错误观念,争取与捍卫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要求政府部门兑现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人的权益。并且以这起冤案为核心发起一系列民告官的诉讼,要求上海法官回到坚守宪法法律的道路上,重新构建上海的司法公正。尽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了部门的利益,一直拒绝受理本案的再审,以剥夺司法救济权的方式来维持错判,但是我已看到,对抗法律与正义的邪恶势力已日薄西山,本冤案的平反也是指日可待,只要启动再审程序,这个举世闻名的冤案就会消除了。

2007年起,申请人的申诉着重点已不放在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的任务上,这个申诉目标已经完成,今天的中国已变化,“法无明令禁止即自由”的法治观念已是常识。现在,申请人就以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方式提出申诉,并用2004年11月19日申请人状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行政诉讼案庭审中获得的新证据来恢复这起冤案的原貌,并证实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与适用法律是错误的。

一、 是“有罪”的事实,还是“陷害”的事实?

在没有法治精神的法制社会里,制造冤假错案也是很容易的。只需要有偏记、偏写、偏听的技巧,也可称“一半原理”,就能轻而易举地制造一个冤假错案。在审讯时,记录一半供述;在写起诉书时,拼凑一半证据;在一审时,偏听公诉人的这一半,忽视被告人的那一半;在二审时,偏听一审判决的这一半,不听上诉人的那一半。刑事案的被告人有辩解、上诉、申诉的权利,司法工作人员可以不记、不写、不听,其结果偏听则暗,冤假错案就定局。

冤假错案的判决书是绝对不可信的欺骗文书。你如果只看判决书,不了解事实与法律,不了解整个司法审判过程,还会被判决书的认定蒙骗。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当事人认定的事实是不同的,它是以证据支持的事实,那么以虚假证据,还是以真实证据,以片面的证据,还是以完整的证据来构建一个案件事实,这是审判是否公正的关键。是否尊重法律,又是审判中的另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判断一个案例是否属于冤假错案,只要根据完整的证据与法律依据就可以辨别出。

本冤案的一审判决书、二审裁定书都认定,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非法经营电子出版物,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冯正虎系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适用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是《刑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注:修改后的刑法是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而且,法院也一再坚持,原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正确的,不予对该案提起再审。

法院的认定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中国日系企业要览(2001年版)》是非法出版物,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涉及到这本电子出版物的制作销售活动都是非法从事出版物的活动,情节特别严重,适用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原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以上海新闻出版局的《鉴定报告》为主要证据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鉴定报告》证实《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国日系企业要览(2001年版)》两种电子出版物及所附图书《阅读指南》均为非法出版物。原判决书中其他所有的证据都是不重要的、次要的,仅证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在从事该电子出版物相关的制作销售活动以及经营额的大小。而且,许多证明我们无罪的证据均被故意忽略。如果上海新闻出版局的《鉴定报告》认为,这是合法的出版物,那么同样的其他证据也一样证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在从事该电子出版物相关制造销售活动,但结果是另一个,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没有犯罪的事实,法院也就没有理由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来处罚我们。

原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由上海新闻出版局的《鉴定报告》这个伪证构成的事实,而对这个错误的事实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但审判结果却是错误的。因为原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根据真相的事实,不适用原判决书中法律条款。现在,我们公布真相的事实,这也是一个陷害冯正虎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的事实。

这个冤案的真相:上海市公安局查禁大队根据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的诬告拘留冯正虎,并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嗣后提供鉴定报告为证据,构造了一个冯正虎个人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事实,促使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逮捕冯正虎,也就将错案的责任转移给检察院。检察院将冯正虎的个人行为正确地修正为法人行为,但在销售经营数量上故意造假、扩大数量,到达定罪量刑的标准,构造了一个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犯非法经营罪的事实,向法院提起公诉,也就将错案的责任转移给法院。法院就是根据这个虚假的事实,适用《刑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铸成一个冤假错案。从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检察院的起诉书,到法院的判决书的演变,完全能看清这个陷害的过程。

法院审监庭的法官,只要不局限原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根据完整的证据就能再现一个真相的事实,纠正错判。

二、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的诬告是冤案的起点

在过去所有公开的申诉状中,申请人没有提出这个证据,因为申请人一直想宽恕这些中国新闻出版专卖体制的受害者,为了逃避惩罚责任而加害申请人的普通人。现在为了理清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申请人不得不要提出这个证据。

当时公安局刑事立案,肯定要有举报人举报。这个举报人就是我们合作伙伴同济大学出版社,他们举报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伪造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书号。申请人在监狱里写的《冯正虎冤案的概况》中有一个情节,记录了这件事。摘要如下:

“2000年11月1日,冯正虎应邀去同济大学出版社,会谈《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出版的未解决事宜。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出席人员有:副社长王有文、副总编辑黄国新、电子出版部主任胡兆民。与天伦公司签订合同的法人代表、社长叶传满未参加。同济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一开始认定该电子书的书号是天伦公司伪造的,冯正虎当即反驳,并指出这个书号是真的,是贵社审校样盘后派专人送给天伦公司的。该社副社长认为,如果这一个书号是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一切责任由同济大学出版社负责。当场一核实,这个书号是同济大学出版社的。然后,双方达成几项口头协议:(1)同济大学出版社继续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协商解决,如果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努力;(2)天伦公司暂停销售。会议结束后,胡兆民送冯正虎出门,冯正虎向他指出“你是知情人,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这些负责人?”据悉,同济大学出版社已向公安局告发天伦公司,冯正虎闻之也不在意,没有一点防备之心。回天伦公司后,冯正虎将同济大学出版社书号的原件复印后寄给这些负责人,其目的就是证实这一书号是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并非天伦公司伪造,并希望他们修正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公安局告发的报告。但冯正虎未寄去该出版社电子出版部主任送书号时的一份关于复制光盘的具体书面指示(直至一审庭审时,天伦公司才向法院本合议庭交出这一书面指示的原件),也没有告诉是谁送到天伦公司。冯正虎不愿介入同济大学出版社内部人事之争以及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电子出版管理处的纠纷,更不愿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同济大学出版社社长及电子出版部主任是代表同济大学出版社与天伦公司合作的,不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上面一有压力,就要找人顶罪,做牺牲品。冯正虎是不赞同这种做法的。结果,冯正虎又一次同情别人,害了自己。”

申请人2000年12月15日—-12月31日在上海市看守所的铁笼中,每晚席地盘坐,伏在腿上写下的万言书《谁之罪—-留日学者冯正虎的狱中自白》中也提及这个事实,这篇万言书的原稿当时已被扣留于看守所。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举报信在公安局本案的卷宗内会留存,也可以查证。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当事人都可以证明。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的诬告是冤案的起点。但是,客观地说,同济大学出版社的诬告不是故意要陷害申请人,而是为了自我保护。在十年之前以官为本的年代,不执行上级的指示,就是犯上作乱,有灭顶之灾。当上级行政部门的“请撤选”批复下达后,该电子出版物已面市,同济大学出版社当然表现出极度恐惧。知情的社长叶传满即将退休不再过问此事,具体经办合作出版事宜的电子出版部主任胡兆民也隐瞒合作实情。2000年11月1日与同济大学出版社领导会谈后,胡兆民老师送申请人出门,申请人责问他为什么不如实向其他社领导汇报,他说出苦楚,“如果我说出实情,他们都会把责任压给我,学校里整人也是很厉害的。”他也提醒申请人,他们已向公安局举报。的确,向公安局举报的其他领导是不知实情的,还真以为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公开销售的该电子出版物是伪造同济大学出版社书号的电子出版物,企图以栽赃的办法来摆脱他们的困境。同济大学出版社在2000年11月1日会谈之前已经向公安部门诬告了,但会谈后他们已经知道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没有伪造书号,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去撤销诬告?或许,他们已经来不及撤销诬告。或许,企图迫害冯正虎的有关部门就索性将错就错、借刀杀人。

同济大学出版社的诬告成为公安局立案拘留冯正虎的事实依据,伪造书号、盗版、黄色书刊的非法出版活动是公安局查禁大队的打击范围;同济大学出版社的诬告也成为上海市新闻出版社鉴定报告的事实依据,未经出版社出版、伪造书号的电子出版物当然是非法出版物。当时诬告的人也不会想到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居然让一个作者遭受冤狱。申请人出狱后,同济大学出版社当时的经办人私下已表达了歉意,申请人也谅解了他们当时的过错。即使将来本冤案平反了,摆明他们的责任,但申请人还是愿意放弃对他们追究的权利。

三、上海新闻出版局的鉴定报告是冤案的支柱

在本案的审理中,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作为本案的直接关系者没有依法回避,反而充当了鉴定人的角色,它的鉴定立场也就无法公平、公正。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鉴定报告》证实,上述电子出版物是非法出版物。这是一份歪曲事实、以“红头文件取代法律”的伪证,没有法律依据与事实证据的鉴定报告。这份《鉴定报告》是冤案的支柱,它是公安局逮捕冯正虎的依据,也是检察院公诉冯正虎的最关键证据,最后成为法院原判决书认定事实的基石。它不仅误导法院的审判,而且还直接侵犯了冯正虎、天伦公司、同济大学出版社的著作权,并导致冯正虎陷入冤狱、被剥夺人身自由三年。因此,再审本案时应当首先要审查证据的真伪,撤销伪证,正本清源。

上海新闻出版局的《鉴定报告》根本不符合作为证据的鉴定之必备的法定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第三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 而且,第三十一条规定:“ 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也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有关鉴定人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四)控辩双方拟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审判长应告知当事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下列诉讼权利:(一)可以申请……鉴定人回避”;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宣读鉴定结论,”“鉴定人在说明鉴定结论前,应当在如实说明鉴定结论的保证书上签名。”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七、第一百四十八、第一百四十九、第一百五十六条均涉于鉴定人。据此,鉴定人必须是自然人,而不可能是法人。如果是指定单位进行鉴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第一百二十条也作了明确规定:“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鉴定人同样适用回避制;鉴定人必须在鉴定结论上签名。而且,一审和二审法院均未传本案关键证人(鉴定人)到庭接受法庭和控辩双方质证。

更重要的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鉴定报告》的认定没有事实与法规依据,而是依据同济大学出版社的诬告。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1991年1月30日颁布的《认定、查禁非法出版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已明文规定非法出版物的认定标准:“ 为了有效地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便于准确地认定、取缔非法出版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摘要转发<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明确规定:“凡不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图书、录音带、录像带等,都属于非法出版物。”这类非法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有:

“伪称根本不存在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出版物;”

“盗用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名义,印制的出版物;”

“盗印、盗制合法出版物而在社会上公开发行销售的出版物;”

“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不署名出版单位或署名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

“承印者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擅自加印、加制的出版物;”

“被明令解散的出版单位的成员,擅自重印或以原编辑部名义出版的出版物;”

“其它非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此外,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通知》(中办发〔1989〕13号)的规定,以“买卖书号、刊号,违反协作出版、代印代发规定从事出版投机活动”,印制的出版物,亦属非法出版物。

………。

4. 出版单位或其它有关单位、个人,请求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认定、取缔非法出版物时,应同时提交该出版物的样本。如果是盗用出版单位名义或盗印、盗制合法出版物的,还应一并提交非法的和合法的两种版本的样本,作为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依据。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下发取缔通知时,应尽可能具体列述非法出版物的特征及与其相应的合法出版物的区别,以便有关部门识别。”(注:本规章是1991年颁布的,其中部分内容已违背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即使本案依据这部旧规章,上海新闻出版局的鉴定报告也是错误的。)

如果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举报是事实,《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的书号是伪造的,就是盗用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名义,那么可以认定《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是非法出版物。事实上,《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是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标准统一书号:ISBN 7-900609-33-4。《中国日系企业要览(2001年版)》日文版是日中展望出版社出版,标准统一书号:ISBN 4-931548-98-9。同济大学出版社是中国政府批准的出版单位;日中展望出版社也是在日本登记注册的合法出版单位。而且,冯正虎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还是上述电子出版物的著作权人。所以,上述电子出版物根本不是什么非法出版物,而是合法出版物,理应受到中国各级政府的保护。

同济大学出版社的诬告已不存立,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也应当撤销其错误鉴定。法院更不应该采信伪证,应当根据真相的事实重新审理。

四、是非法出版物,还是合法出版物?

《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是由冯正虎主编、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制作、但是否是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子出版物呢?如果是,这就是一本合法的出版物。

天伦公司与同济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3月22日签订《电子出版物出版合同》,并按合同规定于2000年4月中旬向同济大学出版社提交了该电子出版物的样盘。2000年4月28日经同济大学出版社审校同意出版后,同济大学出版社即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提出对该电子出版物备案的审核申请。2000年4月30日同济大学出版社电子出版部主任胡兆民将书号与电子光盘复制要求的书面指示送至天伦公司,并由天伦公司代理委托其它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复制加工。

在一审、二审以及过去的申诉中,我们提出这个事实,但我们只有合同与书号的证据,没有最关键的证据,即同济大学出版社审校同意出版的证据。公诉方隐瞒了有利于我们的重要证据,使合同、书号及电子光盘复制要求的书面指示都成了孤证,无法印证同济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电子出版物的事实,并将书号与电子光盘复制要求的书面指示等重要证据淡化了,模糊成同济大学出版社职工的个人行为。

直至2004年11月19日申请人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告上法庭,通过行政诉讼由被告举证的方式,获得这份最重要的书证,即同济大学出版社关于《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简体版》(CD-ROM)的出版申请,证实同济大学出版社已同意《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简体版》(CD-ROM)的出版。这份证据明确记载:“《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简体版》以介绍上海市各区县的对外开放政策、地理位置、产业分布,上海市的金融业市场,我国的商业市场和精选的百家入驻上海的日资企业的详细介绍,中日关系机构名录等信息。对上海市改革开放成果的对外宣传、经济发展具有一定作用。本光盘由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制作,经审查和检测符合出版要求,特此申请开具复制委托书。”申请书还附有终审报告。

这个证据是证据链中的中间一环。第一环是我们与同济大学签订《电子出版物出版合同》,最后一环是同济大学出版社电子出版部主任胡兆民将书号与电子光盘复制要求的书面指示送至天伦公司,并授权天伦公司代理委托其他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复制加工。它们可以相互印证,充分证实我们与同济大学出版社的正常出版合作,《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简体版》是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我们仅分工做了合同规定的工作。而且,还要提请注意的是,天伦公司是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即电子书软件及样盘的制作,而不是光盘复制单位,这些电子出版物的光盘(裸盘)是江苏新广联光盘有限公司复制加工的。所以,根本不存在天伦公司“私自制作光盘”(判决书)或“非法制作5000张《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电子光盘”(裁定书)的事实,在《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制作出版过程中,天伦公司与冯正虎没有一点过错,更谈不上违规犯法,而是在尽一个著作权人的义务。

根据状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行政诉讼,我们还获知当年上海新闻出版局是依据什么理由提出“请撤选”的批复。“请撤选”的原因不是该电子出版物违反什么国家规定的禁令,而是“出版单位报送的材料中缺少书稿和样片”。对此,冯正虎的辩护律师杨绍刚在法庭上愤怒地指责:“他们审查的46天内,如果仅仅是因为缺少一点材料,新闻出版局应该有告知的义务,你只需要花三分钟的时间打个电话,出版社或冯正虎马上就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假如我们的公仆们只要稍为具有体贴作者创作的甘苦,稍有一点责任心和同情心就不会将作者的43万投资付之东流;你只要口头告知作者一声就可以避免作者的电子出版物毁于一旦,更让人不解的是,你在批文中为什么不说明这一如此简单的理由?”其实,审核程序中事先也没有规定必须提交样片。同济大学出版社在提交的出版申请中已经明文告知,同济大学出版社已审查过样片,只要新闻出版局的同志轻轻通知一声,就可以补交样片。但是,新闻出版部门官僚很霸道,举手就随意枪毙了这个作品。对于“名录性质”的出版物实行备案制,却变成了审批制。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官僚主义延误了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备案申请。十年之前,出版社也未分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1997年10月10日新出图(1997)860号《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简称《办法》)中的审核与备案阶段,以为申报给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审核就是备案了,就可以进入出版流程,实际上大多数出版社也是这样操作的。姑且不论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批复是否有错误,就是同济大学出版社的申报未进入备案程序就发出书号,导致出版的事实,这也仅是违规行为。依据《办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项,出版单位即使未经备案出版属于重大选题范围内的出版物,仅是受到行政处罚,而不适用刑罚。因此,至今也没有追究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任何责任。但是,作者却做了替罪羊,还要遭受刑罚。这个审判公正吗?

五、公检法合谋制造冤案

2000年11月13日上午,十几名上海市公安局查禁支队工作人员身着便装,冲进天伦公司,出示证件后就开始搜查,扣押了所有电子书光盘5000余张以及公司的财务账册、公章、文件和电脑等物品,并将冯正虎及其他员工押回上海市公安局扣留审查。他们来之前或许深信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举报,没有事先传讯一下当事者了解案情,而是直接冲击当事人的办公室搜查抓人扣物。当他们很快发现,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制作销售上述电子出版物手续齐全,还有与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合同,也仅销售226本,本本登记在帐,售后纳税也有记录。当即调查,或许同济大学出版社也可以纠正诬告。但是,抓人扣物的大举动已使警方没有退回余地,他们一直拖到晚上,还是决定错办到底,开出一张刑事拘留证,把申请人定性为“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嫌疑人,押送至上海市看守所。以后又多次到申请人的办公室及家里搜查,企图搜出一些其它证据,可以定申请人其它罪名,也可以掩盖他们的错抓。

其实,本案是简单明了的。凭公安局承办人员的智商,足以判断申请人是否真正有罪。但是,有一个非正常因素参与进来,案子的判断就离谱了,从刑事拘留升级到逮捕。办案人员很轻松地告诉申请人,“我们没说你犯罪,你现在还是犯罪嫌疑人,逮捕仅是另一种强制措施。”他们说得很对,多么轻松的一句话,他们整人的工作即将完成,也得到了肯定,因为逮捕是需要检察院批准的,责任就可以落在检察院上。从此,检察官就要去实现公安局的意图。而且,公安局送给检察官的材料都是用来定罪的,它不会送上有利于无罪的证据。本案承办的检察官一开始就有罪推论,他比公安局的承办人员整人更精致,去除了公安局起诉意见书中的明显造假部分,把个人纠正为法人,即符合事实,又适合非法经营罪的要件,同时在非法经营行为的定性基础上混淆经营概念扩大销售数量,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构造了一个非法经营罪的事实。

法院相当配合检察院。法官不依法审查检察院的公诉内容及其证据,而是全盘接受公诉人构造好的一个非法经营罪的事实,只要套上相应法律条款就可以定罪了。在一审开庭时,当公诉人起诉被告违反国家规定时,被告的辩护律师要求公诉人出示具体的国家规定,公诉人无法出示,又回答不出违反哪些具体的国家规定,被告律师追问不停,最后法官制止律师的追问,帮助公诉人解围,逃避关键问题的答辩,所谓法庭答辩形同虚设。同时,被告方提出的证据均未被采纳,这些证据足以证实被告无罪。一审的开庭也很特别,案件不公开审理,被告人的亲戚也不被允许出席旁听,旁听席上坐的全是公安局的人。二审索性不开庭审理,申请人就被草草地终审定罪,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二审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制造完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上海冤案。

2001年6月、8月的错判,法官是为了维护行政机关的部门利益,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法律倒置”观念盛行、没有《行政性许可法》的时代。今天真相大白,法院为什么仍然坚持错判,一再剥夺申请人的司法救济权利?法官是为了维护法院的部门利益。一旦冤案纠错,原审法官就要承担错判的责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是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要承担赔偿的责任。因此,法律的权威往往会被法院部门的权威所取代,法院利益也就高于错判受害者的利益。这就是申诉立案难的根本原因。

六、冤案形成及其存立的社会背景及观念

本冤案产生于官本位的时代。那时,中国是一个“法律倒置”观念盛行的社会,行政部门的批复,甚至政府官员没有法律依据的个人讲话,都会高于法律,成为“上位法”,久而久之人们也习惯了,法律搁在天上,遗忘了,“潜规则”却成了人们普遍遵守的“法律”,有人真的要出来依法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时,行政部门某些官员反而会追究他违法,司法部门的某些法官也会判他有罪,连一些专家都会认为行政部门的批复是“上位法”,这是一个普遍存在又被默认的“违宪违法”现象。

今天的中国比十年前进步了,每一个公民都会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大力推行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治国方针下,中国公民的法治意识已经日益普遍提高,树立了“法无明令禁止即自由”的法治意识。因此,司法部门、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也应当与时俱进,不能再局限于“法没明令规定即禁止”的人治观念,必须树立法治观念,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处理立法、司法、行政的问题。现在,必须正本清源,应当划清行政部门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定。

没有法律规定:出版物出版经过出版社批准后,还需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同济大学出版社是国家行政部门依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二章“出版单位的设立与管理”的规定批准设立的国有出版社,应当具备出版物出版的资格与权利。《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是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具有电子出版物的专用中国标准书号:ISBN 7-900609-33-4。因此,即使同济大学出版社在重大选题备案过程中有失误,《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仍然是一本合法的出版物,著作权人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而且,天伦公司与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出版《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均是依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的。天伦公司是上述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制作单位。冯正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上述电子出版物的主编。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冯正虎享有出版自由的权利,可以出版上述电子出版物。而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七条,冯正虎、天伦公司是上述电子出版物的著作权人,应当依法享有自己作品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同济大学出版社享有《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的专有出版权。

《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是一本有益于社会、有助于中日经济交流、有利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正版电子书。其内容亦符合国家出版规定:(1)没有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禁止的内容;(2)没有国家机密与商业秘密;(3)没有侵犯著作权的内容。因此,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公民及出版社的出版物只要没有涉及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三章“出版物的出版”规定的禁止内容,都应当受法律保护,是合法的出版物。而且,上述电子出版物的著作权人及其权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等国际条约的成员国里都将受法律保护。

中国法律法规规章没有明令禁止:作者(个人或单位)不得编辑、印刷、复制、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作者编辑、印刷、复制、出版、发行哪一类的作品内容是由作者自己决定的,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自由的权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权人的基本权利。现阶段,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只要不违反《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禁止条款,作者应当可以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每部出版物都是合法的。无论著作权人自己印制的作品,还是没有书刊号的作品,都可以公开发行,并且依照《著作权法》第十条享有著作的收益权。当然,著作权人有了收入一定要照章纳税。况且,《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还是一本由同济大学出版社正规出版的书,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连错误都没有,作者还有什么罪呢?

今天的中国公民已经不会屈服行政官僚的肆意妄为,也不会听命昏庸法官的徇私枉法。为了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为了捍卫公民的权利,申请人已诉讼了近十年。申请人一直在期盼,也在努力,坚定不移地支持与实践温家宝总理的理念: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同时,期盼中国的法官能履行中国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依法保护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权人的权益。

综上所述,本案是违宪违法的典型案例,涉及到保障中国公民出版自由权利与司法公正的重大问题,因此申请人再次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请求依法秉公判决,以示司法公正,保障公民权利。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

冯正虎

2010年9月19日

附件:

1. 上海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的起诉书

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1沪二中刑初字第69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1沪高刑终字第127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2002沪高刑监字第42号)、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通知书(2004刑监字第39号)

3. 书证8份

(1)来自上海市市长的称赞

(2)同济大学出版社《电子出版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书

(3) 同济大学出版社关于《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简体版》(CD-ROM)的出版申请

(4)同济大学出版社书号及其书面指示

(5)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批复(2000年6月)

(6)《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中文版的宣传广告单(2000年)

(7)《以宪法权利的名义出招—上海冯正虎非法经营案透视》(本文原载检察日报主办的《方圆》杂志2004年第12期。)http://is.gd/jDiY2

(8)《中国公民行使出版自由权利的惩罚》(《督察简报》2007年9月5日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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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请您保持法官的尊严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的亲历记

2007年3月30日上午9:00左右,邮政快递员送来一封邮政特快专递(EMS编号:EY004378005CN),寄件人姓名一栏落款是沈惠光,单位名称一栏空白,仅写着“诉讼材料贰套共计贰拾陆页”几个字。这个人是谁?来自于哪里?我不知道。

我签收了这份信函,打开一看,信封内除了我2007年3月20日向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提交的诉讼状及其证据资料之外,什么也没有。我顿生疑惑,这不是一份正常的法院来函,或许是某个法官在徇私枉法,偷偷地寄回我的诉状,企图私了这个诉讼。

我与法院交往很多,打过刑事、行政、民事各种官司,也算是一个有律师经验的人,见过很多法院来函,一般法院来函都有法院签发的正式文书或信函。如果法院不予受理原告的起诉,法院也不会寄来原告的诉状,而是一份堂堂正正的不予受理裁定书。今天,这份没有法院签发的来函算什么?我决定下午去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询问。

下午1:00我与一位朋友相约一起到了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立案大楼。我们等到下午1:25,法院立案大厅的灯忽然亮起,法院又开始上班了。我在等候号发放机器的触摸屏上按下信访咨询与立案的按钮,出来一张信访咨询室的等候号票子X008,又出来一张立案室的等候号票子L030。我们在立案大厅里坐着等。

信访咨询室门上的显示屏里亮出我的等候号。我们进入了信访咨询室,一位中年的男性法官接待,我告知了来意,并将邮政特快专递里的材料给他看。他也迷惑了,说大概是通知你立案吧,要我去询问当时受理此案的法官。

我们走出信访咨询室,又坐在立案大厅的椅子上等候。立案室门上的显示屏亮出L030,广播也同时呼出等候号。我进入立案室,坐在5号窗口的空位上,正好面对沈伟俊法官,这位胖胖的年轻法官正是3月20日受理我诉讼资料的经办法官。我的朋友也进入立案室,站在我的椅子边作为我与法官对话的旁听者,也算一个见证人吧。

沈法官一见到我,就显得很不自在,当然他应该知道我的来意。我把今天上午收到的诉讼资料放在他面前,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避而不答,只是说不要找他。我告诉他,“刚才我已去了信访咨询室,那里的法官告诉我们,应当找你,你是具体经办的法官。不找你,找谁?”我们坚持要他接待。

过了一会,他走出立案室,叫来一位中年法官,大概是立案厅负责人模样的法官。这位法官请一位法警带我们到对面的庭审大楼做一下安全检查,主要是看看是否带照相机或录音机,我将数码录音机暂存在他们这里。

我们做完安全检查后,又随法警回到立案大厅。我还以为这位负责人大概要与我们谈话,但回到立案大厅,这位负责人模样的法官已无踪影。法警告诉我们,你们还是去找立案室里的沈法官。

我回到立案室,问沈法官,“现在我们安全检查已经做好了,你可以与我们谈话了。”他很紧张,不敢正视我们,一直就是重复一句话:“我不接待。”

我说,“你不接待,谁接待?”他总算多了一句话,“你能找谁接待,谁接待,我不接待。”

我告诫他,“你现在坐在立案室这个位子上就必须接待到法院来起诉的公民,不是你愿意不原意的事。这是法院,是国家机构,不是马路上摆摊,你愿意卖什么就卖什么。现在信访咨询室的法官、大厅里法院工作人员、法警都认为这是你管的事,你是受理这个案子的经办人,你能推却责任,说不愿接待吗?法律与司法程序都不容许你这样做,这是不作为,是要违纪犯法的,难道你不懂吗?你自从穿上法官这套制服的那一天起,就应当知道你将承担的责任。”

我继续说,“你可以说出不接待我的理由。你与我起诉的公司有关系吗?为什么不让我起诉这家公司?法院应当是独立审判的,为什么要与这家公司的利益绑在一起,不惜违背法律,连司法程序都不顾。”

沈法官摆出一副打死也不作声的架势,麻木得连对法律的丝毫敬畏都没有。不说理由,也不接待。

我告诉他,“你不要自作聪明,以为这样偷偷地寄回我的诉状资料,现在死撑着不接待,就可以不受理我的诉讼。其实,你们私自将原告诉状退回已经是违纪了。”

我从包里拿出3月20日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接受诉状材料的收据,并对他说,“你看看你签字的收据,从3月20日起法院有7天的立案审查期,但是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你们仍未给我一个书面的正式决定,你们就违法了。难道你不怕违纪违法吗?”

我对他说道理,周围的人,包括法官、法警都可以看到、听到,大家也觉得沈法官的举止反常,为什么不依法办事?我无论怎么劝戒,他就是不回答,要说的还是一句话:“我不接待”,并摊出拒绝的双手、流露出很无奈、很委屈的眼神。

的确,他也很可怜。法官无法履行法律的职责,自己的心情一定也是很痛苦的。此时,他的窝囊样子还有一点法官的尊严吗?真的,我实在不忍心当众批评他,我希望他比我更懂法律、更加敬重法律、遵守法律,能保持秉公司法的法官尊严。

“沈法官,我请您保持法官的尊严。您思考一下,我等一会再来找您。”我郑重地、语速很慢地说完这一句。然后,我们就离开了立案室。

在立案大厅里坐了一会后,我们又到隔壁的信访咨询室,一位年轻的女性法官接待我们。我向她诉述了今天在立案室的遭遇,她把我的姓名、住址及电话记下,并告诉我,“这是法官违纪问题,我会向领导汇报,但我是一个信访咨询室的接待法官,无权要求沈法官接待你们。”我说,“我理解,仅希望你向上汇报。”我们走出信访咨询室。

我们是第一次亲身遭遇法官不作为的怪事。在立案大厅的服务台边上,我们就与法院工作人员、法警聊天,也向他们咨询,他们也笑了,怎么会这样,告诉我们按规定还是要找沈法官,他的职责就是要接待你们。但是,沈法官死硬不接待又怎么办,谁来管他?我们偶尔抬头看到,服务台上挂着一块有“总值班”几个字的牌子,就问法院工作人员,“总值班室在哪里?”他随口告诉我们,“在103室”。

我们就去103室,推开门见到了先前叫法警带我们去做安全检查的那位领导。他一看到我,就问我们有什么事,好像我们从未见过面。我告诉他,“你不是先前就要我们去做安全检查,我还以为你要与我们谈话,我们安全检查回来,你就没有人影了,沈法官也一直不愿接待我们。”我一边说着,一边拿出这份邮政特快专递给他看。

“这是你们法院寄来的信函吗?信封内没有法院签发的信函,仅是我原来提交的二套诉状。我怀疑,是否法官在做私活?”他接过这封邮件一看,“怎么这样?是谁办的?我去查一下去。”随后就拿着邮件走进隔壁一间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很热情地告诉我们,等一会儿你们再去找沈法官,他会接待的。我谢谢他,并对他说,“既然领导与沈法官说过了,他一定会接待我们吧。”

我们又一次从等候号发放机器的触摸屏上按了立案的按钮,取出一张立案室的等候号票子L046。我与我的朋友就坐在立案大厅座椅上一边等候,一边聊天。我这位外国朋友是一位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法学也是他感兴趣的领域,但是他只知道外国的法院,从来没有机会跨进中国法院的门,书刊上的宣传与亲眼目睹的体会是不同的,今天他有机会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法院,而且从法院的对外窗口—立案室开始认识中国法院。

或许,我的朋友是初次享受到这种遭遇,对他的情绪冲击很大。他对法院、对法官有一种天然的崇敬心理,是怀着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态来朝拜中国的法院,但是他亲眼看到的法院与他想象的有很大差别,立案大楼很气派,但大楼内杂乱的喧哗声、法官随意穿着使人找不到肃然起敬的感觉。接着,他又与我一起亲历了法官耍赖不接待公民诉讼的一幕,令他震惊而不可思议,这还是法院吗?这个人是法官吗?怎么可以在法院里这样为所欲为?法官的尊严到哪里去了?他实在坐不下去,要想起身进立案室与沈法官论理。我劝阻了他,“你是来作客参观的,就陪着我坐一会聊聊,等喊到我的等候号再进去吧。”

我与法院打交道多了,见怪多了也就不怪,也不会生气。我对我的朋友说,“法官不讲理,我们不能学,我们更要讲道理。法官不讲法律、违背司法程序,我们就要讲法律、按司法程序与他们打交道。虽然明知这些法官在耍赖,我们也要耐心等待,每一步要按程序走。我们不放过他们,自己也很辛苦,但我们可以逼着法官必须遵守法律、按司法程序办事。中国的法院会逐渐变好的。”

等了很久,广播呼出L046号,立案室门上的显示屏同时亮出我的等候号。我们又一次进入立案室,4号窗口的位子空着,但负责4号窗口接待的女法官马上向我示意,我的诉讼立案还是归5号窗口的沈法官管。我们就站等在5号窗口边,并告诉沈法官,“你的领导要你接待我们,他是否已经通知你。” 沈法官没有理会我们,处理完手头的诉讼事务后,就拿着几本已被受理的诉讼资料离开立案室,我们仍在立案室里等待。他大概去请示领导了吧。

等了很久,快要到接待结束的时间了。我们正打算准备离开时,又见到他回来了。我再一次问他,并与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话。

我对他说,“你的领导与我们说过,让你接待我们,你现在是否可以接待我们了?”

他说,“我已说过,我不接待。”

我说,“你为什么不接待我?这是法院,是国家的机构,你作为法官,我来申请立案,你就应当接待我。你怎么可以说不接待我,依据哪一条法律你可以这样说?你这样做是违纪的,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吗?

“刚才我与你的领导也交谈过,他叫我过来找你。不是我一定要找你,刚才我排到这位女法官的接待位子,我也不找她,你的领导让我找你。

“年轻的法官,你真气盛啊!能与法律对抗吗?你今天是没有任何理由了吗?真的决定不接待我们了吗?

“我们也觉得奇怪,本身是一个民事的案子,是与一个小公司打官司,怎么现在会把法院也牵进来?法院顶着干什么?真是不可思议。这么简单的程序问题还要违背,还要沈法官把自己的职业也搭上去。

“你年轻,真年轻啊。好吧,我不找你了。其实,我也很理解你,你也有你的苦衷。但是,你要知道法律是铁面无情的,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要记住这句话。”

我们离开了立案室。请立案大厅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将两张等候号的票子复印下来,在复印件背后,我写了一封给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院长的信: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院长:今天我来贵院立案庭办理立案手续,沈伟俊法官毫无理由拒不接待,严重违犯相关法律及司法程序,侵犯公民的诉权。特此告知。请回复。上海市民:冯正虎  2007年3月30日”

我们又到信访咨询室,将这封附有等候号复印件的控告信交给接待的女法官,请她转交。

下午4:00左右,我与朋友离开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各自回家了。从法院到我居住在复旦大学附近的家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不急于回家,就乘公交大巴士,可以闭目养神,悠悠地回家吧。

在大巴士上,我闭着眼坐着,但是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这位法官的窝囊样子,胖胖的,穿着衬衣,无奈地摊出双手,摆出一个拒绝的手势,一副乞求原谅的眼神,不停地在呼:我不接受,我不接受,—-。

今天我是受害者,但是我对这位剥夺我诉权的法官没有丝毫的恨意,我同情他,怜悯他,我默默地用力呼喊,法官,请您保持法官的尊严。我要向社会呼吁,任何个人、机构都不可以干涉司法独立,中国需要一个能够维护法官尊严的司法环境。

冯正虎

写于2007年3月31日上海仁和苑

摘自《督察简报》总4期(2007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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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立案

我要立案

冯正虎

我们是中国公民,不是官员任意欺压的奴隶;我们应当有诉权,依靠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我们的诉权却被立案庭的法官私吞了。中国公民依法向法院提出起诉,但立案庭的法官拒不受理,决不回复,无赖到底,因为他们不敢抗拒长官意志,宁可背叛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立案受理期限: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法院既不立案又不裁定,这是司法不作为。这么简单程序的法律规定,中国的法院都可以不遵守,这些法院还能坚守审判中的司法公正吗?

对敏感的、领导交办的、有关系背景的、经济收益低的案件、等等法院认为麻烦又没有经济实惠的案件,尤其是民告官的案件,立案庭的法官都会采用这种司法不作为的违法手法对付提起诉讼的公民。法官违法剥夺公民的诉权,这个现象在中国既秘密又盛行,上海亦是比比皆是,我一个人就有八件涉及司法不作为的案件。

法院及其法官究竟怕谁?既不立案,又不敢做出不予立案的裁定,甚至拒收起诉人的诉讼材料。他们是做贼心虚,既怕大官,又怕百姓。法官受理诉讼材料、立案、或作出不予立案的书面裁定,这些原本是立案庭法官最起码的工作,也是诉讼入门的简单法定程序。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司法不作为,其实是一种司法无赖行为,在法治国家的法院里是绝不会出现的,但在中国却相当普遍,成了阻碍中国司法公正的绊脚石。

监守自盗,法官违法,法院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而且更严重的是,法院司法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竟然得不到相应的监督与制约,而且已墨守成规,习以为常。上级法院说:下级法院没有裁定,我们无法审查。检察院说:我们不能搬个凳子天天坐在立案庭看住法官立案,没有监督的具体规定。人大信访办说:人大无法管法院的立案。整个国家部门面对公然违法的重大行为,束手无策、彼此推诿、任凭法律遭受践踏。

没有监督与制约的司法权力必然腐败,而被剥夺诉权的公民或是处于无奈的地步,或是向党政部门不断上访,或是逼上梁山、揭竿而起。这一个一个不起眼不受监督的小小事件正在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危机,不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即使成了法律也是一张废纸,满地遍布的司法不作为正在瓦解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与执政能力。没有法治,没有司法途径,利益对抗的中国公民只能处于一场又一场恶斗,永无止境。

法官不尊重法律,法律监督部门失去监管能力,百姓只有靠自己拯救自己,站起来呼唤与互助。我穿上“我要立案”的广告衫,静静地坐在法院立案大厅等候立案,去唤醒法官的良知,敦促当政者遵守法律,归还公民诉权,开启司法公正之路。

2010年8月3日

“我要立案”文化衫正面

“我要立案”文化衫背面

法院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案例 pdf 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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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宪维权

护宪维权

冯正虎

 

冯正虎亲历中国的司法不公正后,开始倡导并实践“护宪维权”的理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保障人权,“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之前。所以,守护宪法,就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维护权利,就是保证宪法的实施。

中国缺乏的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法治精神,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必须遵守法律的习惯与文化。无任是当政者,还是政治反对派都应当尊重与遵守宪法法律。坚守宪法,并非是认同宪法一成不变,而是要求修宪与制定法律都应当通过法定的公正程序进行。

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基础与人际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市场经济根深蒂固,到了一个“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李克强语)的时代。冯正虎在壹报翟明磊采访时也说过:“这个时代是个讲利益的时代,所以任何个人信仰与主义都要回归到个人领域中去,公共的领域就是法律,双方要用共同的语言在谈话。”

毛泽东语录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权威时代早已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也是徒有虚名,被地区部门及利益集团的层层利益分割了,即使中央的政策出了中南海,也是走样的。治理利益分割的中国,统领大小诸侯为人民服务,惟有依靠宪法与法律的权威,没有其它有效的方法。因此,明智的国家领导人都会亮出宪法牌,走依法治国之路,最后实现宪政民主。

中国民众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在与强势的地方政府及利益集团的对抗中,他们惟有利用法律武器,否则死路一条,必败无疑。随着法制教育普遍化与地区部门利益化,尤其是互联网自由化的压力下,强权部门的势力不再铁板一块,公民运用法律,就可以借用国家机器的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争取与维护公民权利。

国家领导人用宪法法律做令牌,一统天下,有效地治理中国;民众用宪法法律做挡箭牌,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上下合力,推动中国法治化,而且也让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得到很大空间,经久不衰,越压越强,势不可挡。

从维护一般消费者的权益,延伸到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进而维护公民监督权利、人身自由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政治权利和自由。争取与捍卫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就是在保障中国人权,就是在完善中国的法治社会,就是在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和谐、尊重人权的新中国。

中国公民维权运动本质上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是运用法律的手段,行使与保障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追究与限制当政者的违法侵权行为,树立与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与尊严。这条依法维权的道路符合护宪维权的理念。护宪维权也是通向宪政民主的一条路径,一场以法律为依据的政治改革。

《护宪维权——冯正虎践行的理念》一书记载冯正虎护宪维权的思考与实践,供读者借鉴。每个中国公民都可以像冯正虎一样从自己做起,从周围做起,不需要虚张声势的激进口号,以平和的心态,持之以恒的精神,不屈不饶的耐力,活用法律,从事捍卫人权与推进宪政民主的事业。

 

冯正虎

2013年6月10日

(本文是《护宪维权——冯正虎践行的理念》一书前言)

图:《护宪维权——冯正虎践行的理念》一书样本

护宪维权—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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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扣玛是受害者,还是累犯?

王扣玛是受害者,还是累犯?

 

冯正虎

 

 

王扣玛是上海司法不公正的受害者,因为母亲冤死之缘二度遭罪,蒙受奇耻大冤。他还是一个被逼上梁山的知名维权人士,不断上访,鸣冤喊屈,要求司法公正之志不渝,令当局头痛心烦。

王扣玛的母亲滕金娣因非法强迁上访被闸北区北站街道关押“黑监狱”(友放浴室)八十余日,于2008年1月5日含冤猝死,其后果是,迫害者逃避非法拘禁的法律责任,却嫁祸于滕金娣的儿子,王扣玛被诬陷为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关押至2009年12月19日。王扣玛刑满释放后,一直上访申冤,上海法院却封杀他的申诉,他不服,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12年1月5日是王扣玛的母亲冤死四周年祭日,王扣玛与亲朋好友数十人冒着冬天刺骨的寒风,去母亲冤死之地哀悼安魂。在当地派出所民警划定的警戒线内的弄堂内搞祭奠活动,地上放着母亲遗像,点上香烛,火花了锡箔、纸钱,默哀祈祷,拉横幅呼口号,秩序井然,十几分钟完成祭奠仪式。但是,事隔八个月二十天,2012年9月25日,王扣玛及参与者魏勤被诬陷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看守所关押了九个多月后又改变罪名,定为涉嫌寻衅滋事罪,遭到闸北区检察院的起诉。

母冤死,儿遭罪。同一个事由,遭来两次罪,又是同一个闸北区公安局抓人、闸北区检察院起诉,闸北法院审判,据说还是同一个法官审理,真是旷世奇冤。如果这次冤案弄假成真,王扣玛会从重处罚。闸北区检察院王琳检察官的起诉书写得很清楚:“被告人王扣玛曾因犯罪被处罚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前次怨恨未了,新的怨恨又结。王扣玛是司法不公正的受害者,还是累犯?请检察官、法官了解王扣玛“遗弃罪”一案的来龙去脉。虽然该案尚未平反,但法律与事实已明摆着,迟早会还王扣玛一个公道。企图利用正在申诉中的冤案,去加重对王扣玛的伤害,这是错上加错。法律是双刃的剑,伤害他人多重,最后也会伤害自己多重。

我与王扣玛素不相识,他遭受奇耻大辱的“遗弃罪”后,又在上海滩申冤无门,正当人生绝望时与我相遇,向我求助。我愿意帮助他,但有一个条件:必须依法维权。我全盘了解“遗弃罪”的所有证据材料及相关司法文件,代他写成《王扣玛“遗弃罪”一案的刑事再审申请书》,并于2011年6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现在公开这份刑事再审申请书,让公众看清王扣玛的“累犯”是怎么一回事,并请检察官、法官在审理王扣玛“寻衅滋事”一案上要慎之再慎,不要再制造冤假错案。我不希望自己有机会帮王扣玛再代写一篇《王扣玛“寻衅滋事”一案的刑事再审申请书》。

中国的司法环境正在朝一个正确的方向改变,所有的人,尤其是司法者应当顺应潮流,识时务。最高检副检察长朱孝清指出,冤假错案不仅对当事人是一场灾难,而且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影响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影响国家长治久安。

他同时表示,检察系统的成员要敢于依法发表并坚持正确意见,发现领导的决定可能产生冤假错案的,要向上级甚至越级报告,以防悲剧的酿成。明知上级的决定会产生冤假错案仍予执行,也不向上级报告的,要依法追究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近日也强调,司法裁判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涉案当事人也是百分之百的伤害。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起案件,靠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公正审判,提升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权威。

王扣玛因上次遭受冤狱,已变成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另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医院多次开出病危通知书。一个年将六十的高危病人,残废人,如今又被投入监狱,再来遭受第二次司法不公正的伤害。

我相信,王扣玛能承受得起这个打击,因为他的心已死了。哀莫过于心死。没有司法公正,无法洗冤安魂,他在监狱大墙内外的生活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不希望冤假错案再次发生,不久的将来又会平反冤案,让现在制造冤案的司法者及相关部门领导被追究责任,甚至轮换坐牢。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中国人民承诺过:“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王扣玛、魏勤“寻衅滋事”一案如何审判?人民群众将拭目以待。

 

2012年7月13日

 

附录:王扣玛“遗弃罪”一案的刑事再审申请书

 

 

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王扣玛、男、58岁、汉族、

身份证:310101195407172451

住所地:上海市江苏路480弄76号, 邮编:200050。

联系电话:13601929155,

 

申请人王扣玛不服(2008)闸刑初字第710号《刑事判决书》、(2009)沪二中刑终字第90号《刑事截定书》、(2010)沪中刑监字第23号《驳回通知书》、(2010)沪高刑监字第26号《驳回通知书》,根据相关法律与事实及出狱后获得的新证据,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要求依法.撤销(2008)闸刑初字第710号《刑事判决书》、(2009)沪二中刑终字第90号《刑事截定书》,宣判申请人王扣玛无罪,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之母腾金娣生前因闸北区七浦路427弄17号住房,2007年5月27日被强行拆除而没有得到合理安置(原动迁公司承诺给腾金娣房屋安置,却给了货币安置,而安置协议上腾是42万元,却又只给了27万元,侵吞了15万元),对此不满,就不断上访。2007年5月29日下午腾金娣曾去过上海信访办,并平安回家。(见附件1 上访业务及办公信息网。)

2007年10月11日下午申请人与腾金娣一同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上访,在信访接待时腾金娣与申请人被信访接待人员隔离,而申请人在接待室外面等候。其间申请人暂时离开去购买香烟,回来后就找不到母亲,还误以为母亲腾金娣信访接待完自己去申请人之弟王扣鸿家了。申请人有兄弟姐妹7人,都有扶养老人的义务。而且,由于动迁安置不合理,也造成了申请人及其兄弟姐妹之间的严重矛盾与不和,母亲腾金娣过去也有去弟弟王扣鸿家的情况。

母亲腾金娣生前身体健康,生活能独立自理。事实上,腾金娣与申请人走失后,在市政府信访办被保安请过路的人将其送至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并由市信访办通知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带回。(见附件2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广场派出所2007年8月1日至10月28日治安案件登记簿)。

当晚黄浦区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经办人王丽君、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综治办陶逸初带走腾金娣,但没有将其送回家,而是将其非法关押在潮湿阴暗、通风不良、不具备生活条件的友放澡堂,直至2008年1月5日腾金娣猝死。其间八十余日内,闸北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行政乱作为、不作为,没有任何信函、电话或上门告知申请人。

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相关责任人为了逃避腾金娣是被关押在“黑监狱”(友放澡堂)里猝死的罪责,就对被害人家属进行威胁与利诱,先是签约同意支付16万元人民币来换取家属同意火化腾金娣的尸体,但等尸体火化后就抵赖支付,抓捕申请人,通过制造伪证将申请人母亲腾金娣死亡的罪责嫁祸于申请人,并依靠没有管辖权、便于制假的闸北法院的审理,制造了一起“遗弃罪”冤案。

本案的裁决违背事实与法律,应当依法纠错。

 

 

一、程序违法

 

1. 一审管辖地有误或者案由有误

如案由为“遗弃案”,则犯罪地在上海市黄浦区市政府信访办;犯罪嫌疑人居住地为上海市长宁区。所以,一审的闸北法院对该遗弃案没有管辖权。

现一审由上海市闸北区法院管辖,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海市闸北区友放“澡堂“亦属犯罪地则为“致死案”。如果管辖地无误,那么案由有误,不该是王扣玛的“遗弃案”,而应该是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工作人员的“非法拘禁案”,因为腾金娣是被非法拘禁于友放澡堂八十余天而导致猝死的,而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至今仍逍遥法外。

 

2. 先定罪后编证据

王扣玛犯遗弃罪是由北站街道派出所领导一手策划的工作安排,本案是先定罪后编证据的典型案例。

2008年7月7日,即申请人被刑事拘留17天后,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分局北站街道派出所王黎勇向上级出具《工作情况》。(见附件10 王黎勇2008年7月7日的《情况报告》)

《工作情况》称:“2008年6月19日下午,根据所领导的工作安排,由我及山西警务站民警对不稳定的上京人员王扣玛遗弃罪进行侦查。王扣玛于2008年6月20日经分局批准决定刑事拘留,6月23日延长拘留至七天,6月27日再延长拘留至30天。

下一步工作计划:(1)继续和王扣玛家庭人员谈话,了解和取证。(2)寻找相关人员:如当时动迁组工作人员,当时在友放旅馆照顾腾金娣的工作人员。(3)去市政府信访办了解王扣玛当时将(母亲)腾金娣送到市政府的情况。”

而且,闸北法院片面采纳闸北区政府相关的公诉人、证人指控申请人犯遗弃罪的虚假证据,不采纳申请人方的辩护人辩护意见和家人的事实证据,为了达到载赃陷害的目的。由此为此说明原一审法院和闸北区政府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二、适用法律错误

 

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何谓“扶养”?扶养指一些人因血缘或亲属关系或法律的规定,有义务彼此间提供生活保障的义务,包括经济上的供养和生活上的照料等。腾金娣生前身体健康有独立生活能力,有退休工资收入稳定,不需要他人扶养,何来遗弃?

而且,申请人是陪同母亲上访过程中被接待人员与母亲隔离后,四处寻找未果,在80余天过程中是全不知情况下, 没有接到闸北区政府相关部门的任何电话、发函、邮寄通知书,何来遗弃?

四审法院无一部门认为:腾金娣是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人。而且,证据证明申请人母腾金娣是身体健康思维正常的人。在被非法拘禁期间“猝死”的责任不是申请人的,而应该是实施非法拘禁的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

腾金娣被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关押在潮湿阴暗、通风不良、不具备生活设施的友放澡堂,是导致腾金娣死亡的诱因,心情郁闷因病猝死之说不成立。申请人的母亲在非法拘禁80余天过程中猝死,与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办事处的看守人员有直接关系,而不是申请人的责任。

 

 

三、裁决认定的事实错误,证据证词相互矛盾

 

  1. 腾金娣因动迁未获安置而上访

 

申请人之母腾金娣生前去上海市政府上访非第一次。2007年5月29日15:45:18.腾金娣因闸北区七浦路427弄17号住房2007年5月27日被强行拆除,没有安置,对此不满,求决。(见附件1 上访业务及办公信息网。)

 

2. 滞留在上海市政府系因动迁未获安置非王扣玛遗弃

 

2007年10月11日,腾金娣滞留在市政府,(东门)保安请过路人将其送至本派出所,经了解,是为动迁事宜。由市信访办通知当地政府带回。派出所经办人王丽君,当地政府经办人陶逸初。(见附件2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2007年8月1日至10月28日治安案件登记簿)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也未出示我母:“遭申请人遗弃和拒不抚养”的笔录。

 

3. 友放澡堂被编造成友放旅馆

 

公诉方指鹿为马将上海友放沐浴休闲有限公司即澡堂说成“友放旅馆”。(见附件3 上海市闸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

 

4. 腾金娣被街道安置在友放澡堂

 

闸北区北站街道称:在接到腾金娣后将其暂时安置于辖区内的友放旅社(海宁路1022号内)(见附件25 (2008)闸刑初字第710号《刑事判决书》)。事实是:友放为澡堂而非旅馆,歪曲安置地点的目的是掩盖街道将腾金娣安置在不具备生活设施的场所之事实。

 

5. 腾金娣死因不明,无抢救病历

 

腾金娣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过世,但未明确腾金娣突发何种疾病?送哪家医院抢救?也未出示抢救腾金娣的病历。

腾金娣“猝死”(见附件4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出具的《居民死亡确认书》正面)未明确腾金娣突发何种疾病,是否送医院抢救?

 

6. 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分局认定腾金娣生前有高血压史曾发生心肌梗死

 

死者生前患有高血压史26年,闸北区中心医院诊断,无糖尿病史,1998年发生心肌梗死,闸北区中心医院诊断,2008年1月5日邻居发现死亡。(见附件4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出具的《居民死亡确认书》反面《尸表(尸解)检验记录》) “旅馆”何来邻居?

 

7. 闸北区中心医院证明:查无此人入院病史记录

 

经我院急诊科查阅相关病史,证实查无此人入院病史记录。(见附件5上海市闸北区中心医院医教科医疗纠纷办证明)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的“1998年发生心肌梗死”源自何处?

 

8. 腾金娣医保卡上无付费纪录

 

腾金娣生前身体健康,无动用医疗保险记录。(见附件6上海医疗保险事物管理中心个人医疗账户查询表)无持卡人动用医疗保险记录,患有高血压史26年之说从何而来?

 

9. 是否通知过申请人?询问笔录与法院的认定的事实相悖

 

2007年8月16日,2007年10月11日领回两次,接到市里通知到广场派出所接。广场派出所问陶:是否通知腾的家人。陶答:情况特殊,时间短,未通知。(附件7 陶逸初2008年1月18日询问笔录)。

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分局北站派出所王黎勇询问北站街道北塘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杨美丽:当时腾金娣在友放“旅馆”(实为澡堂)时,你们里弄通知过王扣玛吗?。

北塘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杨美丽回答:“我们因为没有王扣玛的电话,而且我们通知腾金娣子女时,他们都说没有王扣玛的电话,所以我们无法通知”(附件8 杨美丽2008年6月24日证词)此2份证据证明当时并未通知申请人。

2011年8月18日,杨美丽再次证实当时并未通知申请人。(附件9 见证杨美丽2011年8月18日作证词的见证人证词)我居住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除了电话外,难道没有其他通知申请人的方法了吗?为何不到申请人家中通知呢?申请人没有接到闸北区政府相关部门的任何电话、信函、通知。

如果闸北区政府相关部门诚心要送腾金娣回家,只要根据腾金娣意愿,也可以直接派人将腾金娣送回她的儿女家,毕竟她的儿女家都在同一个上海市,并非遥远的外地。

 

10. 王扣玛是否孝顺母亲?

 

申请人所在的居住地是长宁区江苏路街道西浜居委会(见附件11)、及其邻居们(见附件12)、我的大哥王扣成(见附件13)、王扣玛前女友周艳萍(见附件14),都可以证明申请人是孝顺母亲的,根本没有拒不扶养或遗弃母亲的行为。唯一闸北区公诉人控告王扣玛犯遗弃罪,这是为了载赃陷害的需要。

 

11. 判决书中未解答检察院补充侦查决定书所提问题

 

2008年8月26日,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作出补充侦查决定书,要求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犯罪嫌疑人王扣玛案需补充以下证据材料

1 是谁把腾金娣送到市府信访办的?后来如何离开的?

2 腾金娣是如何到广场派出所的?

3 北站街道将腾金娣安置在友放旅社后,由谁通知王扣玛领回其母亲?通知过几次?怎样通知?王扣玛如何表态?(见附件14 补充侦查决定书)

本案裁判文书并未回答或者查明上述疑问,连友放是旅馆还是澡堂都未弄清楚,这样的裁判文书能令人信服吗?

 

 

四、北站街道的相关人员蓄意陷害、制造伪证

 

1.蓄意陷害,嫁祸于王扣玛

 

2008年1月5日申请人母亲被迫害致死。三天后北站街道召集一次由死亡者家属出席的协调会,在协调会上北站街道政法委书记陈平、北站街道综治科科长金家龙多次重申在我母亲被关押期间没有通知过我王扣玛。(有录音证词)

协调会后北站街道综治科科长金家龙、陶逸初对我们兄妹七人威胁。当时他们拿出一张江显明的名片,名片上显示江显明是上海市大宁法律服务所北站街道接待室法律工作者。(见附件17,江显明的名片一张)金家龙称江显明是江泽民的侄子,并威胁我们说:“你们胡闹下去没有好结果,还是大家坐下来协商了结的好。”嗣后,江显明也出面来解决问题。当时参加协商的还有北站街道综治办科长金家龙、陶逸初、上海银邦置业房屋有限公司陈经理都在场,江显明提出私了。通过多次协调,最后以16万元了结。

在2008年2月1日上午江显明、金家龙约见了我们,并与我们签署了补偿16万的谈话笔录,叫我们下午去殡仪馆办理我母亲火化的后事手续。下午我们办完母亲火化手续回来,问江、金拿钱,不料江显明提出:“要过年了(2008年2月5日春节),会计都回家了,是否和你们商量一下,我们再签个协议书,2008年2月底保证钱给你们。”于是,下午又签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见附件18)

2008年2月2日母亲遗体火化,在殡仪馆大理后金家龙亲手将母亲的工资卡(银行卡)、医保卡及补办的临时身份证交给了申请人。这是在母亲被关押期间,北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没有我们子女授权下,利用职权擅自补办的。(见附件19 北站街道工作人员擅自补办.滕金娣的身份证、医保卡、银行卡。)但是,2008年2月1日上午、下午二次协调所承诺补偿16万元的事,过了5个多月也毫无音讯。

2008年3月至2008年6月申请人多次走访上海各政府信访部门反映情况,还信访中央、上海的领导人及相关检察机关,控告、检举闸北区北站街道的不作为。(见附件20. 市信访办来访接待单、附件21. 王扣玛致函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等五人的邮寄凭据、附件22. 上海市政府、检察院的回复信函)

由于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没有兑现支付16万元的承诺,申请人又分别2008年6月1、6月19日进京上访,为母亲伸冤,揭露、控告当地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为。当时国务院信访办接待员(女)听了申请人的陈述,当场在笔记本电脑上记录了申请人的情况,并回答了申请人三个问题:“1. 对你母亲的死我们表示同情;2. 他们现在关押你母亲致死他们是不会承认的;3. 你回去后想方设法把关押你母亲致死的有关人员名单搞出来给我们,我们再作处理。”

2008年6月19日申请人进京被截访回沪后,就被闸北区北站派出所以莫须有的罪名“遗弃”罪刑事拘留。

北站街道派出所承办警察王黎勇、陈伯民说,申请人进京上访控告的是政府,硬逼申请人写投降书,不投降就弄死申请人。最后申请人在闸北区拘留所的拘留期间遭到迫害,监狱医院发出二次病危通知单,申请人当时的律师金宏林要求保外求医,取保候审,他们不予采纳。由于延误了抢救数小时(当时把我扔在水泥地上数小时),造成申请人脑梗、二级肢体伤残。(见附件23. 金宏林律师致闸北法院的取保候审申请书)

 

2.裁判书中所依据的重要证据是伪证

 

北站街道综治办陶逸初2008年9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见附件24),是一份伪证:

(1)瞎编事实。陶的证词称:“因为王扣玛按月到闸北区北站街道居委会领取低保生活费能找到王扣玛”。事实上,王扣玛户口所在地在长宁区,不可能到闸北区去领低保,所以不存在上述说法。

(2)张冠李戴。陶的证词称“与王扣玛当面谈话时王扣玛说:老滕我可以领走,住到我那里去。有个前提。你们政府想法把老滕的退休金、医保卡给我。我就负责老娘的生活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人与我当面谈过话。而且,母亲在被关押前三证已在我处保管,我怎么还会提出要政府去拿三证的要求呢?。事实上,这段话是申请人之弟王扣鸿所说。申请人的辩护律师金宏林已查过本案卷宗,2008年1月16日民警询问笔录中均有王扣鸿所说的这个事实。(见附件30 申请人辩护律师的辩护词第2页)。

伪造证据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申请人,企图将滕金娣被非法关押致死的罪责嫁祸于申请人。

 

 

综上所述,本案的裁决在程序上违法,认定事实不成立,适用法律错误:1. 无证据表明申请人有遗弃行为、公诉人、判决书也无列举申请人拒绝抚养腾金娣的事实。2. 腾金娣死亡与申诉人无直接因果关系,是非法拘禁者将腾金娣非法拘禁在阴暗潮湿,通风不良,不具备生活设施的友放澡堂所致。3. 无一个亲属指控申请人有遗弃行为。4. 母亲腾金娣死亡对申请人来说是最大受害者。5、导致腾金娣死亡的罪犯至今逍遥法外。6. 一审判决中提到动迁费27万人民币和42万人民币差价15万人民币到哪里去了?实际上是被闸北区贪官开发商剥夺了,真正得利是谁?他们为什么要侵吞王扣玛母亲分额?按照上海市高级法院驳回通知书里“友放旅店属该案的犯罪地,故原一审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一、二审法院应当判决王扣玛是“谋杀罪”的极刑,而不是“遗弃罪”,“遗弃罪”应当由管辖人民广场地区的黄浦法院判决。

因此,申请人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依法秉公判决,以示司法公正,保障公民权利。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扣玛

2011年6月 日

 

 

附件:

附件1 滕金娣上访记录(上访业务及办公信息网)

附件2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治安记录(2007年8月1日至10月28日治安案件登记簿)

附件3 上海市闸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

附件4 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出具的《居民死亡确认书》正面、《居民死亡确认书》反面《尸表(尸解)检验记录》

附件5 上海市闸北区中心医院医教科医疗纠纷办证明

附件6 上海医疗保险事物管理中心个人医疗账户查询表

附件7 陶逸初2008年1月18日询问笔录。

附件8 杨美丽2008年6月24日证词

附件9 见证杨美丽2011年8月18日作证词的见证人证词

附件10 王黎勇2008年7月7日的《情况报告》)

附件11 长宁区、江苏路街道、西浜居委会的证明

附件12 邻居们的证明

附件13 王扣玛之兄王扣成的证明

附件14 王扣玛前女友周艳萍的证明.

附件15 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决定书

附件16 动迁金额文件

附件17 江显明的名片

附件18 关于补偿16万元的《谈话笔录》、《人民调解协议书》(2008年2月1日)

附件19 北站街道工作人员擅自补办滕金娣的身份证、医保卡、银行卡

附件20 市信访办来访接待单

附件21 王扣玛致函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等五人的邮寄凭据

附件22 上海市政府、检察院的回复信函

附件23 金宏林律师致闸北法院的取保候审申请书

附件24 北站街道综治办陶逸初2008年9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

附件25 (2008)闸刑初字第710号《刑事判决书》

附件26 (2009)沪二中刑终字第90号《刑事截定书》

附件27 (2010)沪二中刑监字第23号《驳回申诉通知书》

附件28 (2010)沪高刑监字第26号《驳回申诉通知书》

附件29 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的起诉书

附件30 申请人辩护律师的辩护词(一审)

附件31 申请人的上诉书(二审)

 

 

图一、王扣玛出狱后在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申冤

出狱后在闸北区法院伸冤

图二、王扣玛“遗弃罪”冤案的审判长上海闸北区法院法官华赛英

制造王扣玛“遗弃罪”冤案的上海闸北区法院法官华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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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代表第105次向人大请愿维护公民诉权

上海市民代表第105次向人大请愿维护公民诉权

 

2013年7月8日周一下午2时,上海市民代表78人陆续来到上海市人民大道200号,自动签名登记。代表上海1060个家庭,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第105次向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上访请愿。

大家推荐5名代表:陈建芳、徐鸣、王蓉华、黄尧年、孙洪琴。5名代表走到105接待室门口,发现市人大接待员费老师不在,于是要求106接待室的接待员接待。106接待员让代表们向市人大信访办门卫保安那里登记,5名代表就到门卫保安处登记。保安说:“今天负责接待集访的费老师不在。没人接待集访人员。”

维权代表告诉保安:“既然负责接待集访的费老师不在,106接待员同样可以接待我们。”

保安称:“其他接待员只接待有法院判决书的人。人大规定:人大信访不接待没有判决书的个案。不接待集访。”

在场的访民和代表一致抗议:不立案,哪有判决书?我们来,是要求人大监督法院立案的。上海人大只接待有法院判决书的人,是违反国务院信访条例和上海人大自己通过的上海市信访条例。保安说不出理由,就只好把维权代表们带到了106接待室。

这时,维权人士冯正虎也来了。冯正虎与陈建芳、徐鸣、王蓉华、孙洪琴等5人进入106接待室。

106接待室的一位女接待员一声不吭,由站在她旁边的保安代言:“接待集访的只有105费老师接待,其他接待室只接待个案,不接待集访。而且,人大信访机构内部规定:人大信访室不接待无判决书的上访者。”冯正虎当场批评保安的说法。

维权代表王蓉华也明确指出:“安排何人接待集访人员非保安的职责范围,保安无权指令人大接待员接待或不接待集访人员。如果人大是否真有不接待无判决书的上访者的规定。此项规定与国务院《信访条例》以及上海市《信访条例》有悖,应当立即废除。”

冯正虎又说:“费老师不在不等于人大信访窗口停止接待,可以由其他接待人员代替费老师接待,将我们的诉求以及材料转交、转告费老师。保安人员越权包揽接待,非法阻拦市民接受接待员的接待,这样做会损害费老师的形象声誉,也会损害人大的形象。今后此类拒访事件,不该再发生。”

维权代表再次反映公民诉权受到侵害的情况,并要求人大履行监督“一府二院”职责,尽早纠正上海司法不作为的恶习。王蓉华还代表上访民众反映了上海行政部门侵犯人权的情况,并向人大提交一本调查报告《中国上海人权现状系列》(民间版合订本)。

106接待室的一位女接待员,据说她是一位法官,她认真听取维权代表的反映,并同意向上汇报,并转交王蓉华的调查报告。

请愿活动结束,大家高高兴兴地离去。请愿者心里很清楚,皇帝不穿衣服,在光天化日之下光着屁股,让我们观看了105次,我们不急,他更急,迟早要穿裤子的。

按惯例走出人大的大门,拍摄一张集体照,纪念105次到此一游,留下上海访民为中国上海的法治建设作出了贡献的回忆。

参与本次集访请愿行动的上海市民代表有78人签名,其名单附图如下。

 

 

方 敏

 

2013年7月9日

 

 

图一、2013年7月8日上访市人大的部分市民合影

105-2013070801

 

图二、上海人大常委会信访办登记表(2013年7月18日)

105-2013070802
图三、2013年7月8日上访市人大接待室的签名

105-2013070803
105-2013070804

 

参与“我要立案——维护公民诉权”行动,请与下述市民代表联系:

冯正虎(13524687100)、焦东海(13801802454)、鲁俊(13651817422)、赵迪迪(13482668387)、崔福芳(13564097383)、王扣玛(13601929155)、童国菁(13917920278)、沈佩兰(13764885120)、王蓉华(13162424968)、邱贵荣(15001903401)、刘洪贤(13524850369)、郑培培(021-53963826)、朱金娣(13042111402)、孙建敏(13671947476)、陈建芳(15026516445)。

 

其中,崔福芳、王扣玛、童国菁因被报复陷害暂在狱中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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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张致函闵行区人大代表的挂号信凭证

306张致函闵行区人大代表的挂号信凭证

冯正虎

上海莘庄工业区失地农民为了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与公民的诉权,在上海法院进行了362次和平请愿抗议司法不作为,与其他市民在人大也举行了104次/周和平请愿,要求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监督“一府二院”,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革除司法不作为的恶习,维护公民诉权。持续两年多的和平请愿,要求法院院长、人大领导接待,但是上海领导的官架子很大,官僚主义风气实足,根本不理会群众的呼声,二年多来没有一个区级或市级的领导出面来接待维护诉权的群众上访,都是一些信访办的接待员或保安人员来敷衍了事。

人大常委会接待室罕见有人大代表接待,而是看门的保安人员(临时工)当家,官僚主义习气严重的接待员把持,这个衙门已不是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沟通渠道,而是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隔离的障碍物。所以,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上层领导根本听不到,长期隐身的人大代表也不知不问。莘庄失地农民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精神,人大代表不出门,群众找上门,直接与人大代表紧密联系。莘庄失地农民已于2013年6月24日致函306位闵行区人大代表,根据邮政快递查询( http://www.kuaidi100.com ),这些人大代表已经全部收到信函,有的人大代表也已回复。

今后,莘庄失地农民将会派出代表经常拜访人大代表,汇报民意,协助并监督人大代表工作。人大代表恪守尽责,挺身为民请愿,维护公民权利,捍卫法律的尊严与权威,那么“一府二院”就不敢不作为、乱作为,政通民顺,人民群众也会安居乐业,不再集体上访北京与地方政府你死我活的抗争。

2013年7月11日

 

附:《上海莘庄失地农民致函闵行区人大代表》http://woyaolian.net/?p=3366

 

图:306张致函人大代表的挂号信凭证及人大代表的基本情况

挂号信凭证01
挂号信凭证02
挂号信凭证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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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号信凭证08
挂号信凭证09
挂号信凭证10
挂号信凭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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